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双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终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南京因地理位置易守难攻，被迫撤退至武汉。但武汉也很快暴露出了防御的弱点，日军从华东和华中两个方向发起进攻，国民政府再次西迁。

历史仿佛重演，当唐朝皇帝玄宗避安史之乱时选择了四川，而今国民政府面临同样的抉择。然而，这一次，他们没有选择成都，而是定都重庆。这一决定背后，有着三大考量：

首先，从现代战争的角度来看，重庆作为山城，更具备立体性和防空能力。与平原城市相比，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成都是显得过于脆弱。而重庆则因其环绕群山，可以增加进攻难度，同时弥补中国方面制空权不足带来的影响。

其次，由于当时成渝之间无铁路连接，加上成都距离江岸较远，使得物资运输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在紧急情况下，如南京沦陷后的撤退过程中，只有通过船运才能快速将重要文件和物资转移至新地点。而这项任务更容易在长江沿岸的重庆完成。

最后，为维护民心士气而言，不愿让人联想起过去偏安一隅或狼狈逃窜的情形。当时国家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如果中央政府选择偏安之所，无疑会削弱人民对抗敌斗志。此刻，要确保全国人民知道中央仍然坚持抵抗，便宜行事，并且能够继续指挥全国抵抗，那么确定为陪都的地位就显得尤为合适——即便是那个被认为缺乏某些优点的地方，即重庆。

因此，在这些考虑下，尽管成都是一个广阔平原、具有良好基础设施的大城市，但最终还是由位于四川盆地内，与长江接壤且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的重庆担当起了战时指挥中心的地位。这一决策不仅因为它能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安全感，而且还因为它传递了一种信心，一种希望：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团结起来，以新的姿态迎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