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双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终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南京因地理位置易守难攻，被迫撤退至武汉。但武汉也很快暴露出了防御的弱点，日军从华东和华中两个方向发起进攻，国民政府再次西迁。

历史仿佛重演，当唐玄宗逃离安史之乱时的情景在这里再现，只是这次选择并非成都，而是确定重庆为陪都。这一决定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首先，从现代战争角度来看，重庆的地形优势明显胜过成都。在现代战争中，不仅要考虑地面作战，还有空中和海上的威胁。成都是平原城市，在这样的条件下无法抵挡来自空中的轰炸。而重庆作为山城，更能提供良好的防空能力。

其次，在基础设施方面，重庆比成都更加完善。此外，由于当时没有铁路连接两市，加上物资运输困难，使得将大量物资转运至成都不切实际。而重庆位于长江沿岸，便于船只到达，也意味着能够快速接收与运送物资。

最后，对于民心士气的考量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历史上每一次定都成都是割据、偏安或狼狈出逃的情况，这样的形象可能会影响人民对中央政府信心。如果中央选择偏安一隅，那么即便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奋斗八年的抗日战争，也可能因为缺乏希望而迅速瓦解。而重庆作为一个坚强的地缘政治中心，为全国人民提供了一线希望，让他们知道中国仍然有力量抵抗侵略者。

综上所述，即使在1940年代末期，当国民政府确立了临时首都是广州，再度选定新址时，他们依旧优先考虑那些同样具备充足资源和可以承受未来潜在攻击的地点——如昆明等城市，但这些地方并不像那时期被选定的其他重要都市那样具有相同程度的地理安全性、经济实力或者政治稳定性，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排除随着情势变化，其它地区也许会被重新评估以满足国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