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双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终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南京因地理位置易守难攻，被迫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国民政府面对来自华东和华中的双重威胁，不得不迅速撤至武汉，但武汉再次证明自己无法阻挡敌人的进攻。

随后，中央机关继续西迁，进入四川盆地。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情况似乎与唐朝玄宗避安史之乱的情形相似，如果没有其他变数，成都将成为新的政治中心。但现实往往超越历史。尽管如此，在决定战时指挥中心时，国民政府并未选择成都，而是确定了临近的重庆为陪都。

那么，与唐明皇和刘禅对成都情有独钟相比，为何千年后的重庆能够获得这样的殊荣？总结其优势，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重庆是一座山城，而成都是平原城市。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由于缺乏防空能力、过于平坦的地形使得成都更容易受到敌机轰炸和机械化部队冲击。而重庆则由于其立体的地形结构和周遭群山，更能增加防御难度，同时弥补中国方面制空权不足的问题。

重庆拥有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并且当时两地之间没有铁路，这极大限制了物资从重庆转运到成都市区的情况。此外，从南京向武汉再到四川地区移动大量文件档案以及军需物资，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位于长江沿岸、船运便利且交通网络较为发达的重庆能够承受这一考验。

考虑到民心士气，对中央政府来说不能给人留下偏安一隅或是狼狈逃窜的情绪。历史上，无论是割据一方还是偏安一隅，都让人联想到被动应付，而不是积极抗争。如果国民政府选择了偏安一隍，那么即便是在最艰苦的时候，也可能导致人民失去信心。而选定以抵抗而闻名的大城市如重庆，则能激励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为国家赢回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