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的激烈交锋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双方军队进行了惨烈的对峙，最终1937年11月上海沦陷。随着南京失守，面临来自华东和华中的两面夹击，国民政府迅速转移至武汉。但即使是大江以南的武汉，也难以为日军所用。

接着中央机构再次西迁进入四川盆地，这一过程仿佛重现唐朝时期玄宗逃往四川避安史之乱的情景。如果没有意外干扰，成都将成为新的政治中心。但实际上，没有选择成都，而是将临近重庆定为新首都。

那么，与唐明皇和刘禅对成都情有独钟相比，那么何解？总结来说，有三点原因：

重庆是一座山城，而成都是平原，在现代战争中前者更具立体性，更易于防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一座过于平坦的大城市如成都容易受到敌军突袭；而从天而降的轰炸则可能导致更大的伤亡。反观重庆，由周围群山构成，它不仅增加了进攻难度，而且可以部分弥补中国空中力量不足的情况。

重庆基础设施完善且物资运输便利。随着南京失守，一大批文件档案及巨量军需供给紧急迁出，不可或缺的是铁路和船运。而当时，从南京到武汉，再向西抵达四川盆地，只有重庆这一个适合水陆交通通达的地方。此时物资无法从远处直接送到未知目标站点，如同逆水行舟，即使想送也无从下手。而非如此，便无法应对眼前的紧急局势。

政治考量：为了维持民心士气，不愿让人产生偏安一隅、割据一方或狼狈出逃的心态。历史上，无论是张献忠还是刘禅，他们皆曾在成都称霸，但那是在分裂与混乱之世。在此刻，当国家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如果人们认为政府已退缩至某个安全区，其信任将受损。此时，只要中央政府能坚持在危险之地继续抗争，就能保持国人的希望不灭。这就是蒋公决策选择重庆作为战时首府的深层次考虑——尽管这个决定带来了极高的人力物力代价，但它证明了中国人民不会轻易放弃抵抗敌人的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