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双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终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南京因地理位置易守难攻，被迫撤退至武汉。但武汉也很快暴露出了防御的弱点，日军从华东和华中两个方向发起进攻，国民政府再次西迁。

历史仿佛重演，当唐玄宗逃离安史之乱时的情景在这里复现。如果一切顺利，成都将成为新的政治中心。但实际上，不同于过去，国民政府没有选择成都，而是定都重庆作为陪都。

那么，与唐明皇和刘禅对成都的钟爱相比，为什么重庆能够成为新首都是？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点：

重庆的地形优势：它是一座山城，而成都是平原。在现代战争中，更具立体性和防空能力。

在冷兵器时代，一些城市虽然规模可观，但缺乏多样化的防御手段。而在现代战争中，这种单一性的确是一个劣势。成都市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因为其广阔平原容易遭受敌机轰炸。此外，由于地形限制，其反弹效应也不佳。而重庆周围群山密布，不仅增加了进攻难度，也部分弥补了中国方面制空权不足的问题。

基础设施完善与物资运输：当时两城市之间缺乏铁路连接，使得物资运输变得困难。

南京陷落后，无数文件档案及军需供给随政府西迁而来。这场紧急迁移远非简单搬家。当时唯一合适的交通方式是铁路或水路，从南京沿江抵达武汉后发现无法久留，再次向四川盆地内转移。四川盆地中的主要城市只有重庆和成都，其中前者位于长江边，可以通过船只直接卸货，而后者距岸边还有500公里，并且当时并无铁路连接使物资转运到成都不但不现实，而且时间不允许。因此，在基础建设、交通条件等方面，都使得重庆比成都更加适宜作为战时首府。

考量民心士气：中央不能让人民产生偏安一隅的心态。

历史上凡是定居于成都市的人，如张献忠、刘禅等，他们所处环境往往充满不安定的感觉。如果此刻国民政府选择定居于这样的地点，那么人们可能会联想到这些历史人物及其命运，从而影响国家元气。在这场以前所未有的战争正酣的情况下，如果引起这种担忧，将极大损害公众信心。相反，让人们知道中央仍然坚守在一个被认为安全的地方（如长江边上的重庆），即便是在最艰苦的时候，也能提升整体士气，为抗击侵略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