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双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终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南京因地理位置易守难攻，被迫撤退至武汉。但即便如此，武汉仍然面临来自华东和华中的两面夹击的威胁。

随后中央政府再次西迁，并最终确定重庆为陪都，这一决定背后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考量。与唐明皇选择成都相比，重庆之所以被选中，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首先，从现代战争的角度来看，重庆作为山城具有更好的防空能力，而成都是平原地区，在现代战争中容易受到敌机轰炸的影响。成都虽然拥有较大的人口基础和城市规模，但其平坦的地形使其成为日军突破的一个易发区域。而重庆周围崎岖不平的地形则能够有效提高防御力，为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

其次，由于当时成渝之间没有铁路连接，使得物资运输变得困难。而重庆位于长江沿岸，有利于海上运输，对于快速携带大量物资至内陆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此背景下，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也让重庆成为一个更加适合作为国民政府转移所在地的地方。

最后，从心理战略上讲，将中央政府设在偏安一隅可能会给国内外人士留下不良印象。这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例子相似，如张献忠、刘禅以及李隆基等人，他们都是在遭遇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才选择了偏安一隍或是狼狈出逃。如果国民党政府就此做出选择，不仅会损害国家元气，还可能导致国内外对抗日斗争信心动摇。

因此，无论从地理、交通还是心理层面考虑，都有充分理由支持将中央政权设立在可靠而坚固的地位，即使是在这个艰难时期，也能确保国家整体稳定并继续抵抗侵略者的压力。此举不仅体现了国民党对抗日救亡决心，也彰显了中国人民在极端困境下的坚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