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的激烈交锋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双方军队进行了惨烈的对峙，最终1937年11月上海沦陷。随着南京失守，面临来自华东和华中的两面夹击，国民政府仓促撤退至武汉。但即使是中原大地的武汉，也无法抵挡日军的进攻。
之后中央政府再次迁移至四川盆地。在这段历史转折点上，不免让人联想起唐玄宗逃往四川避安史之乱的情景。如果一切顺利，成都或许将成为新的政治中心。但历史并未走向预定轨迹，而是选择了重庆作为战时陪都。
那么与唐明皇偏爱成都相比，重庆为何能获得这样的位置呢？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重庆山城之美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比起平坦如盘的地形，如今成了防空网络所需的一张安全牌。成都是广阔平原，在现代战争中更易受敌机轰炸威胁。而重庆则因其山城特性，更容易增强防御能力，同时也能够减少被空袭造成伤亡风险。
基础设施完善与物资输送便利
成都市基础设施虽然雄厚，但当时二者间没有铁路运输路线，这导致从重庆到成都物资运输困难不说，即便有，也耗费大量时间。国民政府携带大量文件档案及军需物资西迁，当时交通工具以铁路和船只最为理想，从南京到武汉后发现不能久留，再向西移动，则需要依赖长江航道，而非陆路。这使得重庆作为一个位于长江沿岸、易于水上运输城市，其基础建设和功能显著超过了成都。
为民心士气考虑
历史上的每一次定都于成都是割据一方（如明末张献忠）或偏安一隅（蜀汉刘禅）的局面，都给人以不安感。在抗日战争中，如果中央政府选择偏安于某个地方，将会引发民众对于未来命运的担忧。而蒋公清楚这一点，因此选择在危险却又充满希望的地方——重庆设立中央，以此来维持全国人民对抗争胜利信心。此举不仅提升了国内外舆论对于中国抵抗力量的认可，而且由于它背靠大巴山，与日本侵略者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使得国家能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