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双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终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南京因地理位置易守难攻，被迫撤退至武汉。但武汉也很快暴露出了防御的弱点，日军从华东和华中两个方向发起进攻，威胁着国民政府。

中央政府不得不继续西迁，以避免被包围。在四川盆地内寻找新的根据地时，他们仿佛重演了唐玄宗逃往成都避安史之乱的情景，但历史并未照旧。尽管成都作为一个城市有其吸引力，但国民政府最终选择了临近的重庆作为战时首都。

那么相比唐明皇和刘禅对成都的情感偏好，这个时代的重庆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总结来说，有三大原因：

重庆是山城，而成都是平原，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前者更具优势。

在古代战争中，由于武器技术较为落后，防御者只要控制好一条防线，就可以有效抵御敌人的进攻。但在现代战争中，这种简单的地形优势就显得不足以保证安全。面对空袭、坦克等现代兵器，平坦无险的成都将成为薄弱环节。而重庆周遭崎岖不平的地形，不仅增加了进攻难度，还能够部分弥补中国方面在制空权上的劣势。

重庆基础设施完善且物资运输更便利。

南京沦陷后，一大批文件和物资随国民政府西迁。这次迁移远非简单搬家，而是一场复杂的大规模运输行动。当时交通工具中的铁路是最佳选择，但由于当时没有成渝之间的铁路，从重庆转运到成都不仅现实困难，而且时间紧迫。相比之下，长江沿岸位置使得重庆能通过水路快速接收和分配物资，为国家提供更加稳定的支持。

为了维护民心士气，不愿给人留下偏安或狼狈逃亡的情绪。

历史上，无论是张献忠割据蜀汉、刘禅偏安一隅还是李隆基狼狈出逃，都让人们联想到了政治危机与社会动荡。如果当时定都于成都，将会激起人们对于抗日战争可能走向失败的恐惧。而选定重慶则传递了一种坚韧不拔、决心打败侵略者的信号，对外世界显示出中华民族不会轻易屈服。这一点对于维持国内外人民对抗争胜利希望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