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双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终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南京因地理位置易守难攻，被迫撤退至武汉。但武汉也无法长期抵御日军的进攻。

中央政府随后西迁至四川盆地，历史仿佛重演，如同唐玄宗逃避安史之乱，但国民政府并未选择成都，而是将重庆定为战时首都。这一选择令人好奇：相比唐明皇和刘禅对成都的钟爱，为什么千年后的重庆有着不同的优势？

总结来说，有以下几点：

重庆的地形是山城，而成都是平原，在现代战争中前者更具防空优势。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成都因为过于平坦而容易受到轰炸和敌人突袭的威胁；反观重庆，由于周围群山起伏，可以增加进攻难度，并部分弥补中国方面制空权不足的问题。

重庆基础设施完善，与成都相比具有显著优势。此外，当时两城市之间没有铁路，使得物资从重庆运往成都极其困难。南京沦陷后大量文件档案及军需物资跟随政府西移，这些紧急迁徙远非简单搬家可比。交通工具最理想的是铁路与船运，从南京到武汉再到四川盆地内仅有的两个城市——重庆和成都是如此。而且由于没有直接铁路连接两市，如果要从重庆转运至成都不仅现实困难，而且时间不允许。

考虑民心士气，为免引起国人联想到偏安一隘或狼狈出逃的情景，中央政府不能让人民产生误解。如果选择偏安之所，或许会导致民众信心受损。而若能在被侵略区设立坚强的中心，即便八年的苦战，也能保持国家希望与抵抗精神。事实上，比邻长江的重慶不仅影响力延伸至江汉平原甚至其他地区，更以此作为抗战象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让“重慶”名字成为历史的一笔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