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的激烈交锋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双方军队都有着重大的投入和撤退。随后，上海在1937年11月落入日本人之手。面对来自华东与华中的两面夹击，南京地理位置已不再安全。国民政府迫于形势，只能向武汉撤退。

然而，即便是平原广阔的武汉，也无法阻挡日军的进攻。在武汉短暂停留之后，中央政府不得不继续西迁至四川盆地。这一转变，让人联想到唐玄宗逃避安史之乱时的情景，但历史又一次证明了不同：这次国民政府并没有选择成都，而是将重庆定为战时首都。

那么相比唐明皇和刘禅对成都的钟爱，这个千年后的重庆有什么独特优势呢？总结起来，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重庆的地理环境更适合现代战争。一座山城，它比平原广阔的成都是更加立体，更易于防空。在现代战争中，无论是轰炸还是机械化部队，都需要考虑到城市高度和空间布局。而成都市区由于过于平坦，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显得脆弱；而重庆则因其周遭群山提供了一定的防御优势，并且能够部分弥补中国方面制空权不足的问题。

重庆作为城市基础设施更为完善，而且当时它与成都之间没有铁路，可以直接利用江水运输物资。当南京沦陷，其海量文件档案和大量军需物资紧急迁移至四川盆地时，从长江沿岸抵达武汉，再转往西边找寻新的避难所，这一切依赖于河流航行。而到了四川盆地，最靠近长江的是重庆，而不是距离500公里外、缺乏直连交通线路上的成都。此外，在基础建设上，尽管多代军阀经营，但作为一个功能完整的大型城市来说，重庆自然拥有更多优越性。

为维持民心士气而言，将首都不设在偏安一隅的地方也是一种政治考量。历史上，如张献忠割据蜀地、刘禅隐居蜀汉或李隆基狼狈逃离等情景，一旦引起公众联想，将损害人民对抗日决心与信心。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不能让这样的情况发生，他们需要展示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心，以确保整个国家能够团结一致迎接挑战。因此，将首都设定在能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就显得尤为重要——如同那位名叫“反攻大本营”的永远不屈服的人们所在地——重庆。不知何日结束，这场生死较量，但只要有这个地方，就有希望。

事实上，比邻长江的一片繁荣巨大的城市，不仅把影响力扩展至江汉平原，还影响到了其他沦陷区及未被占领地区。在八年的艰苦斗争中付出了沉痛代价，却也因为这些才使得这个名字成为永恒的记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提到抗战，那些关于勇敢无畏的声音总是在回声中响起，而那个名字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