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双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终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南京因地理位置易守难攻，被迫撤退至武汉。但武汉也无法长期抵御日军的进攻。

中央政府随后西迁至四川盆地，寻找新的指挥中心。在唐玄宗逃避安史之乱时选择成都作为避难之所的情景重演，但国民政府并未选择成都，而是定都于临近的重庆。这引发了一系列疑问：相较于唐明皇和刘禅对成都的喜爱，为什么在千年之后重庆成了陪都？

分析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重庆的地形优势：作为山城，它拥有更好的防空能力，在现代战争中，更能提供立体化防御。此时成都是平原，不仅容易被敌人突破，而且受到轰炸威胁更加严重。反观重庆周围群山环绕，加强了防御能力，同时也缓解了中国制空权不足的问题。

基础设施与物资供应：当时两城市之间没有铁路，这使得从南京迁移大量文件档案和物资到武汉，再转运至四川盆地中的其他城市尤为困难。而且，尽管交通工具有限，但船只能够直达长江沿岸，使得物资运输效率显著提高。因此，从基础建设和物资供应角度考虑，重庆比成都有着更大的优势。

民心士气考量：历史上每次将首都是为了偏安一隅或割据一方，如张献忠、刘禅等。而抗日战争正值最艰苦阶段，如果选择偏安之所可能导致民众失去信心。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在重要城市如重庆设置政权来保持国人的斗志，并向全国传递抗争不屈的信号，以增强民族团结与抵抗意志。

总而言之，由于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如地形、基础设施、以及对民心士气的考量，最终决定将战时首都不再设在成都，而是选定位于交通便利、基础完善且易于坚守的地理位置——即今日我们熟知的地方——那就是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