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的硝烟未散，中日两军交锋三个月余，上海于1937年11月沦陷。南京，在地理位置上几乎是无力抵御来自华东与华中的日本军队的侵袭。面对日寇兵临城下，国民政府仓促撤退至武汉，但这座城市依然无法挡住敌人的攻势。

随后中央政府再次西迁四川盆地，并仿佛重现唐玄宗避难之时。但历史并非一成不变，此次国府并未选择成都，而是将重庆定为战时首都。这使人不得不思考，与唐明皇和刘禅对成都情有独钟相比，千年的重庆有什么特殊之处？

总结其优势，可以归纳为三点：

重庆是一座山城，而成都是平原。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前者提供了更好的防空能力。尽管古代防御主要依赖于长矛大刀，但现代战争中平坦的地形易受轰炸威胁。而重庆周围群山密布，不仅增加了进攻难度，还能够部分弥补中国方面制空权的不足。

重庆基础设施完善且交通便利，对比成都而言具有显著优势。在国民政府西逃过程中，不仅带来了大量文件档案，还有大量军需物资，这些需要通过铁路或船运进行转运。当时二者之间没有铁路，而且从重庆到成都还有500公里的距离，再加上当时交通工具有限，使得物资转运至成都不切实际。此外，从地理位置来看，重庆位于长江沿岸，可直接利用水路进行物资输送。

为维持民心士气和稳定国内局势，也是中央政府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历史上，如张献忠、刘禅等人曾在此类环境下偏安一隘或割据一方。如果蒋公选择了偏安一隅，或许会引起人民对于国家命运的疑虑。此刻，在抗日战争激烈冲突中，一旦国人认为自己又被困于偏安之所，那么对抗日斗争的心态和信心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而将首都设在可靠且易于防守的地方，则能给予人民希望，让他们相信国家能够坚持到底，为抵抗侵略奋斗到底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