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双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终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南京因地理位置易守难攻，被迫撤退至武汉。但武汉也很快暴露出了防御的弱点，日军从华东和华中两个方向发起进攻，威胁着国民政府。

中央政府不得不继续西迁，以避免被包围。在四川盆地内，只有重庆和成都两座城市可供选择。历史似乎再次回到了唐玄宗逃离安史之乱时的情景，但这次不同于往昔。国民政府没有选择成都，而是将重庆定为战时的陪都。这一决策背后，有着复杂而深远的原因。

首先，从现代战争的角度来看，重庆作为山城，更具备防空优势。与平原型城市成都相比，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过于平面的成都更容易受到敌机轰炸和炮火打击。而周遭群山则为重庆提供了一定的天然屏障，对抗空袭具有显著作用。

其次，由于当时二者之间缺乏铁路连接，加上物资运输问题，这使得将资源从重庆转移到成都变得困难。如果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要将大量文件、装备及补给从南京迁往武汉，再转移至未知安全的地方，那么交通便利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的地理位置及其基础设施完善，使其成为最佳选项。

最后，从心理和政治层面考虑，将中央政府设立在一个偏安一隅或是容易引起联想的地方可能会削弱民心士气。历史上，如张献忠、刘禅等人，他们所处的地位与形势虽然类似，但却无法避免最终失败。此刻正值抗日战争激烈阶段，一旦形成类似的印象，无疑对国家士气产生严峻影响。而蒋公希望的是，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保持一个坚固、抵抗到底的大旗，即使未来还不知道战争何时结束，也能让人们相信中国仍有胜出的可能。

因此，当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量之后，可以理解为什么国民政府选择了位于长江边缘、交通便利且基础设施完善的重慶作为战时陪都，而不是偏安一隅或其他任何地方。这一次决定，不仅体现了当代领导者的智慧，也奠定了中国反侵略斗争精神的一面旗帜，为八年时间里付出巨大牺牲而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