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充满争议的时刻，淞沪会战如同一场长达三个月的火药味十足的对决，双方军队以阵地为重、规模巨大的交锋最终在1937年11月导致上海陷落。随后南京，这座曾经被视为无险可守之城，在面临来自华东和华中的两路进攻之后，不得不承受沉痛命运，国民政府仓促撤离至武汉。然而，即便是如此宽广平坦的地理条件，也无法阻挡日军的猛烈进攻。

接着，中央政府决定再次迁移至四川盆地内较安全的地方。在这一过程中，有着丰富历史渊源与唐玄宗避安史之乱相似的影子，如果没有意外干扰，那么成都将成为新的指挥中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个时代不同于往昔，没有选择成都，而是选定了紧邻的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

那么，与唐明皇及刘禅所钟爱而未来的重庆有何特殊之处？总结起来，大致可以归纳如下三点：

重庆是一座山城，而成都是平原，在现代战争中前者更具立体性，更适合防空。

在以大刀长矛为主导的冷兵器时代，对于防御者来说，只需守住前线，就能免遭敌人从天而降攻击。这时候成都自然是不二之选，它拥有庞大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还有广阔平原能够容纳大量人口。但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这些优势全都不复存在；过于平坦化的地形难以抵御一次强烈冲击，从天而降的轰炸则因为受弹面积过大而增加更多伤亡。而重庆由于周遭群山叠嶂，可以增添进攻难度，同时部分弥补中国方面制空权不足的问题，因为五年半的大规模轰炸不是任何城市所能承受。

重庆作为城市基础设施比成都更加完善，而且当时二者之间没有铁路，使物资难以从重庆抵达成都。

南京沦陷后，一波接一波地跟随国民政府西撤的是海量文件档案以及难以数计的人员和物资，这种紧急迁徙绝非“搬家”般简单。当时交通工具最理想的是铁路和船运，从南京向上溯江到武汉发现这里不能久留，再次沿江西逃。此刻在四川盆地内仅有的两个城市是重庆和成都，但前者位于长江岸边，可乘船卸货，而后者距离岸边还有500公里，并且当时又没有连接两市铁路。如果需要将物资从重庆转运至成都不但条件不现实，而且时间也不允许。事实上1937年的重庆与成都会区最大的差异除了交通以外，就是基础建设，由几代四川军阀经营下的重慶功能显然比 成都市 更加完善。而且由地理位置来看，背靠大巴山、控制长江，是进入四川盆地主要门户，只要重慶屹立不倒，就无法让日军机械化部队突破后方腹地。

为民心士气着想，中央政府不能给国人偏安一隅联想

历史上凡是定都於 成都是割据一方，如明末张献忠; 或偏安一隅，如蜀汉刘禅; 或狼狈出逃，如唐朝李隆基。在抗日战争此起彼伏、暴烈程度前所未有的局势下，如果引起人们将当前形势与以上任何一种情形联系起来，将会导致民众对政府信心缺失——这当然不是蒋公愿意看到的情况。谁知道这场仗还要打多久，但只要国民知道有一个中央政府拼死抵抗，他们就有赢得希望的事实存在。事实上，比邻长江流域的大巴山脚下的 重慶 也确实在八年里付出了极其惨痛代价，却也正因此让这个名字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