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双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终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南京因地理位置易守难攻，被迫撤退至武汉。但武汉也无法长期抵御日军的进攻。

中央政府随后西迁至四川盆地，历史仿佛重演，如同唐玄宗逃避安史之乱，但国民政府并未选择成都，而是将重庆定为战时首都。这一选择背后有其深刻的原因和考虑：

重庆的地形优势显著，它是一个山城，而成都是平原。在现代战争中，防空能力更为重要。冷兵器时代下，成都虽然具备城市建设和广阔平原，但在现代战争中这些优势并不复存在。而重庆因为其立体的地形，可以更好地抵御敌机轰炸。

重庆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与成都相比，在当时交通工具如铁路等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差距。当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他们携带着大量文件和物资，这些需要通过水路或铁路运输才能到达目的地。然而，当时成渝之间没有铁路，而且距离非常远，从重庆转运至成都不仅条件艰难，更无时间空间允许。而且，由于四川多代军阀经营，一直以来重庆作为一个城市功能明显比成都更加完善。此外，从地理上说，重庆控制着长江，是进出四川盆地的门户，只要重庆坚守不破，就能阻止日军深入。

为维护民心士气，将首都选址于偏安一隅的地方可能会引起国人的误解，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割据、偏安或者狼狈逃亡的情景。如果中央政府在如此紧要关头选择偏安一隅，那么对抗日战争的信心将大打折扣。因此，将首都是定在可以与全国保持联系，并且具有较强防御能力的地方才是正确之举。事实上，不仅如此，作为抗战期间的一面旗帜，重庆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也正因为此而让它成为永恒的人类精神象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