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双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终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南京因地理位置易守难攻，被迫撤退至武汉。但武汉也很快暴露出了防御的弱点，日军从华东和华中两个方向发起进攻，威胁着国民政府。

中央政府不得不继续西迁，以避免被包围。在四川盆地内寻找新的根据地时，他们仿佛重演了唐玄宗逃往成都避安史之乱的情景，但历史并未照旧。尽管成都作为一个城市有其吸引力，但国民政府最终选择了临近的重庆作为战时首都。

那么相比唐明皇和刘禅对成都的情感偏好，这个时代为何偏爱重庆？总结起来，有三大原因：

重庆的地形优势更适合现代战争环境。与平原上的成都相比，山城重庆提供了更好的防空能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过于平坦的地形容易受到敌人的轰炸，而山城则能够增加抵抗力度，并且可以减少由于弹幕面积过大的伤害。

重庆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而且与成都之间没有铁路，这使得物资运输更加困难。当南京沦陷后，大量文件和军需物资跟随国民政府西迁，其中许多无法转移到远离长江岸边、缺乏船运便利的大城市如成都。而重庆则位于长江沿岸，可以通过水路快速卸货，同时它是四川盆地唯一连接外界的门户，不仅能够保证物资供应，还能有效阻挡敌人深入腹地。

政治考虑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历史上那些定居于成都是割据一方或偏安一隅，如张献忠、蜀汉刘禅等，其政治形象都不太光彩。如果国民政府选择这样一个“安全”的地方作为新首都，无疑会给人民带来不安，加剧民族危机。而选用重庆，则意味着中央政权依然坚持战斗到底，为全体中国人树立了一面旗帜，即使在八年漫长的抗战岁月里，也让人们看到希望，从而增强国内外的人心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