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的激烈交锋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双方军队都有着重大的投入和撤退。随后，上海在1937年11月落入日本人之手。面对来自华东与华中的两大方向的日军进攻，国民政府不得不仓促地迁至武汉。但即便是广袤平坦的武汉，也难以抵御日军的猛攻。

接着，中央政府再次西迁，并最终选择四川盆地作为新的据点。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不免让人联想起唐朝时期玄宗帝逃往四川避安史之乱的情景，但这一次并没有像玄宗那样选择成都，而是选定了紧邻成都是重庆作为战时首都。

那么，在千年后的这一刻，为何重庆而非成都成为陪都呢？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重庆是一座山城，而成都是平原城市，在现代战争中前者更具立体性，更适合防空作战。

在古代战争时代，由于技术限制，对于敌人的从天而降攻击并不构成威胁，这时候成都是理想之选。而今，却恰好相反。现代战争中，一次轰炸就能摧毁整个城市；如果不能有效防御空中威胁，那么伤亡将无可挽回。而重庆则因其特殊的地形优势，使得这样的挑战显得更加微小。

重庆拥有比成都更完善的基础设施，而且当时二者之间缺乏铁路连接，使物资运输困难。

南京沦陷后，随着国民政府向西撤退，不仅带来了大量文件，还有无法估量的人员和物资。这场逃离绝非简单搬家所能比拟。当时交通工具最理想的是铁路和船运，从南京到武汉，再到四川盆地内唯一能够接受如此大规模迁移的是长江沿岸的重庆，而不是遥远、依赖陆路交通且距离较远的大都市如成都。此外，从建设角度看，由几代军阀经营形成的地缘政治条件使得重庆在基础设施方面超过了成都。此外，它在地理位置上扼守长江，是进入四川盆地重要门户，只要它坚不可摧，那么日军机械化兵团就无法深入中国腹地。

为民心士气考虑，与偏安一隅或割据一方的情境保持距离。

历史记载，无论是明末张献忠还是蜀汉刘禅，他们均曾经使用过定居于此策略。如果现在也这样做，即便是在抗击侵略正值高潮的情况下，也可能导致人们认为国家已经放弃抵抗，将信任失去。这正是蒋公所不愿看到的情况。谁知道这场仗还要打多久，但只要人民相信中央政府仍在奋力抵抗，就有希望胜利。在八年的艰苦斗争中，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就是因为这些牺牲，让“重慶”名字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