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时期，尤其是中后期，由于儒学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武帝时期设立五经博士制度，对这一过程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制度最初旨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效果如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钱穆认为，古代学术界分野主要体现在王官与私家之间的差异。他指出，博士之职乃由私家之言对抗官学而逐渐获得尊贵的地位。诗书六艺原本掌握在王官手中，而家族中的学习则逐渐发展起来。百家之中，无人能及儒墨两家的著作，这些作品都是基于诗书来创作，因此诗书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们从王朝流入民间，最终融入家庭教育。

如果我们接受钱穆的观点，那么我们对汉武帝建立博士制度的理解就会有新的视角。罢黜百家的行为，其实反映的是结束学术争鸣和结束诸侯割据状态所需的情景。在这种背景下，武帝可能更多地追求的是尊崇皇权，而非单纯崇尚儒术。此外，即便是《孟子》这样的儒家作品也遭到了罢黜，这表明当时更重视的是六艺这套传统知识体系，而非特定的哲学派别。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六艺代表的是官方教条，而不是某个特定哲学派别。而儒家只是众多诸子之一，不足以与六艺相提并论。

刘向父子编纂《七略》，将六艺与儒家的知识分离，因此钱穆说：“然而，在武帝时代设立五经博士，其本意并不完全是为了尊崇儒术。” 这种说法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它揭示了汉武帝推行的一系列中央集权措施，其中包括通过强化官阶地位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和喜好，从而为现实服务。这一调整首先表现为迎合。当公羊学派占据主导地位时，他们宣扬“大一统”的理念，如《春秋》开篇“元年春，有王正月”等。这背后的逻辑是，将周历作为标准，并将十一月定为新年的开始，以此来实现历法的一致性。在这个过程中，《公羊传》的作者董仲舒借用了一句话：“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但他却将其解释成天道无二、常一不灭，是天命安排的人类社会秩序。

董仲舒借助这些理论，为刚平定七国之乱、正在巩固封建帝国结构的大秦帝国提供了重要依据。他提出了君亲无将，将必诛，以及对于上苍祈福、报仇雪耻等伦理道德原则，这些都符合汉武帝扩张边疆、消灭匈奴等政治需求。此外，他还提出要尊敬长辈和贤者，也符合封建社会特权阶级的地位要求。

随着时间演进，当孔孟子的理想主义面临实际挑战时，一群新的士人出现，他们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手段和理由。这标志着从理论到实践转变的一个重要步骤。一方面，他们承认人类应该遵循仁义礼智信；另一方面，他们却忽略了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问题，只关注结果而非途径或原因。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谈结果，却不问为什么；同样，“止于至善”，高喊一个目的，却不讲究怎么达成这个目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初期宗教活动中，当没有具体操作指导的情况下，士人们无法有效参与到仪式活动中去。但是在董仲舒之后，由于他的贡献，将这些理想主义转化成了可操作性的理论，并且使得这些理论能够得到应用，从而形成了一批专门研究灾异祥瑞的人才。此后，以元帝以后的人如仓肫、大戴等成为代表人物，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发展出礼仪之学，并运用于各项宗教仪式，使得整个国家受益匪浅。但同时，这也导致了与先秦 儒学会有显著不同的地方，如神圣化、庸俗化以及固陋化的问题出现。

总结来说，以今文经 学为代表的西汉官方意识形态既是一种神秘又是一种科学，它通过改造天人感应观念，将天赋予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格神，同时利用阴阳五行将经文方程式化，使其变得更加具有操作性，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更容易接受，更易于实施的人生指导方法。在这种背景下，可以看出西汉末年的思想界呈现出的特色：思想上的神秘色彩增强；个人修养上的庸俗倾向加剧；研究方法上的狭隘趋势日趋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