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著名商帮，徽商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徽商传统上重视教育，教导子弟熟读经书，不是进入仕途为官，便是下海为儒商。因为这种“师出同门”的机缘，徽商与官僚的关系更加密切，如鱼得水，相得益彰。共同文化语境下的官商一体，一方面使徽商能够依靠权力的庇荫而一支独大，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后来随着传统权力的瓦解而走向没落。

徽商在清朝末期的衰落，更深层的原因是传统儒家文化的衰落。在全球化的现代浪潮涤荡之下，中国传统社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徽商所倚重的茶丝国际贸易江河日下，盐业经营也陷于崩溃。徽商与陕商晋商殊途同归，传统商帮的没落只不过是大清帝国走向末日的一个缩影而已。

挥霍与奢靡

有清一代，徽商几乎垄断了两淮地区的盐业经营，扬州盐商大多出自徽州。两淮地区东临黄海，西接运河，沿海的盐场很多。乾隆时期，两淮每年的赋税占全国商业税收的一半，其中主要是盐税，可谓“关系国库，最为紧要”。

依靠盐业暴利，据守京杭大运河的扬州成为富庶天下的大城市。当时扬州城内富商云集，侨居者达数万之众。“富者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皆小商。”康熙和乾隆多次驾临扬州，徽商每次极尽逢迎。

甚至，康熙皇帝六次南巡、乾隆皇帝七次南巡，这些费用也都由徽商所出。乾隆也不禁感叹：“扬州盐商拥有厚资，其居室园囿无不华丽崇焕。”

清朝盐业实行官督商办，就是国家只出售限量的许可证，而不直接买卖食盐。在完全的垄断体制下，乾隆时代食盐的购价与销价相差三四倍。徽商与官府的畸形关系催生了扬州奢靡的消费文化。

徽商“侈靡奢华，视金钱如粪土，服用之僭，池台之精，不可胜纪”，“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皿，备求工巧；俳优会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银珠玉，视为泥沙；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尤甚”。为了讨好官吏和皇帝，徽商热衷于修建园林、豢养文人和妓女，也使徽班和徽菜盛极一时。

出自清代画家李斗之手的《扬州画舫录》中就有扬州徽商的奢侈生活描绘。用经济史学家何炳棣的话说，徽商生活腐化是其自身的需要，不只是为了享受和炫耀，更是为了以此来交结和贿赂官员。

成也官败也官

随着清后期财政越来越吃紧，徽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乾隆时盐税每引只有12两，之后就变本加厉，徽商需要缴纳的税费越来越多。羊毛出在羊身上，超高的负担最后必然会转嫁给消费者，盐价高涨，以至于吃盐花费占到普通人收入的三到四成。官盐吃不起，私盐日渐泛滥，徽商处境艰难。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两江总督陶澍为革除淮盐积弊，对盐业专卖制度实行改革，改行票法，运销分离之后，剥夺了徽商对盐业的垄断特权，这对徽商构成了致命打击。

徽州盐商受惠于官府的庇护，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利润，从而积累起大量财富。据乾隆年间统计，两淮产盐在当地每斤值钱十文，加上税银七文，每斤成本值钱十七文；而运销到湖北等地，每斤可以卖到五六十文不等。盐商向来是徽商的中坚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因为官府的不支持，一下子失去举足轻重的地位，沦为普通盐商，真所谓“成也官，败也官”。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晚清时期天灾人祸频发，太平天国战争引发了长时间的兵燹劫难，这对徽商的打击更加沉重和致命。徽商云集的扬州在明末时曾被屠城，到了晚清又遭厄运。在帝国的余晖下，曾辉煌几个世纪的徽商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在某种程度上，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英国与中国在茶叶贸易上存在巨大的逆差，英国试图以鸦片贸易来平衡贸易逆差，结果引发了战争。战争之后，印度茶叶逐渐取代了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徽州茶商一蹶不振，再加上落后的加工技术和高额的厘金，导致这场灾难完全是灭顶式的打击，不仅茶商破产，连带徽州的茶农也深陷困境。在整个徽州地区，“以业茶破家者十有”。

作为传统商人，徽商所经营的商品都属于传统的手工业制品，随着晚清社会大变局，价廉物美的西方工业产品大量进入，文房四宝被钢笔墨水取代，传统手织棉布被机织布取代。

更残酷的是传统商业知识被时代淘汰，一些传统行业直接被新兴产业代替，如银行取代了钱庄。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局中，比徽商更有地缘优势的广东和江浙商人与西方殖民势力和军阀官僚结为新联盟，在商业和经济领域占据了优势地位，徽商被完全边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