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英美等国向中国提出“修约”交涉遭到拒绝。1856年10月8日，英国侵略者制造“亚罗号事件”。“亚罗号”事件是中国近代时期英国一系列粗暴践踏中国主权和损害中国管辖权事件中的一个。
亚罗号事件经过
触发英国发泄其愤怒的是1856年的“亚罗号”(Arrow)事件。1856年10月初，一艘100吨的中国商船“亚罗号”，自厦门开往广州，停泊黄埔。“亚罗号”是一艘三桅帆船，装备欧式船壳和中式帆篷的混合船舶，船上水手全是中国人，船主是香港华人方亚明。该船曾被海盗夺去。为防备中国官府无力剿灭的沿海海盗，该船已向英国香港皇家殖民地当局登记。
10月8日早晨8时到8时半之间，当“亚罗号”悬挂英国国旗停靠在广州城外时，4名中国官佐和60名兵丁登上该船，声称要搜寻一个臭名远扬的海盗，据称这名海盗就在船上。他们拘拿了12名华人船员，混乱中英国国旗被扯下。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受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兼全权代表包令的指示，于10月12日强烈中国方面侮辱英国国旗，并不经英国领事的许可拘捕船员。他要求以后尊重英国国旗、释放全部12名水手，并在48小时内由两广总督出具一份书面道歉。
两广总督叶名琛严词否认当时船上有张挂任何国旗，并质问该领事为什么干预一桩由中国巡捕在一艘停泊于中国港口且为中国人所拥有的船上拘拿中国人的案件。叶名琛当时并不知道，在事件发生之前，亚罗号的登记业已过期，否则他肯定还要加上这一条。巴夏礼认为叶名琛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下令扣押一艘中国师船作为赔偿要挟。
在相持良久之后，叶名琛于22日放回了12名船员，但断然拒绝道歉。23日英驻华海军悍然向广州发动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样“亚罗号事件”成为了英国政府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的借口。并成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事件背景
广州入城问题
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战后时期最棘手的事件，是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权利问题。在五个口岸中，除广州外，口岸全都按期向外国人开放通商、居住和驻设领事：上海在1843年11月开放、宁波在同年12月开放、福州和厦门在1844年6月开放。但是，广州的居民却顽强地拒绝让英国人入城，而只是同意他们居住在原来的商馆区。居民争辩说，虽然条约列明开放广州，但却没有明确写明洋人可住到城里。条约的确没有明文规定这一点，但四个开放口岸的居民都没有反对英国人进入他们城墙以内的权利。
事实上，在上海的洋人获准进入该城后发现卫生条件和住宅条件并不理想，以致自动撤到城外建立了居住地。但在广州，英国人越是遇到便越是坚持入城的权利。当地民众不想退让，并把英国人入城看作是对他们城市的一种侮辱，于是，“广州入城问题”便成为一个颇具争执的焦点。
历史上，广州一向以与洋人冲突著称：
据称在中古时期便发生过杀戮阿拉伯人的事件。在鸦片战争期间，广州人比任何城市的人遭受了英国人更大的羞辱，广州城是在1841年以“赎金”赎回的。
在战后时期，广州遭受了一部分外贸生意被上海夺走的困厄，因为上海更靠近茶丝产地。广州的茶叶出口额从1844年的6,900万磅下降到1860年的2,700万磅；而上海同期的出口额则从1,100万磅上升到5,300万磅。广州的生丝出口从1845年的6,787担下降到1847年的1,200担；同期上海的生丝出口则从6,433担上涨到21,176担。广州贸易的衰退损害了当地人的生计，于是他们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到人数最多的洋商英国人身上。这种普遍的不满得到了当地士绅的组织和领导，并配备了最初在鸦片战争时期由林则徐发给乡勇的武器，于是便成为一股相当大的力量。
身为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的耆英，夹在英国人不断加强的入城要求和广州绅民顽固的中间。耆英知道中国的条约义务，但当地民众却未必知道；1846年1月，他大胆宣布开放广州城。他这样做的后果是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无数的揭帖四围流传，抨击他的安抚政策，并讽刺他向敌人谄媚奉承。
暴民们上演了一场袭击据说是亲英的广州知府的闹剧，火烧了他的衙门，使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耆英在这种众怒难犯的形势下不得不修改了他的公告。幸运的是，英国政府并不想为“广州入城问题”立即与中国发生冲突。1846年4月，德庇时和耆英达成了一项协定：英国人将推迟入城；中国则允诺不将舟山群岛割让给任何国家(以杜绝当时盛传的法国之图谋)作为交换。
受英国人退让的鼓舞，广州民众变得比以往更加大胆，他们向外出的英国人投掷石块的事件屡有发生。1847年4月，德庇时进行报复；他率900名士兵乘三艘武装汽船和一艘方帆双桅船攻陷了虎门炮台，塞住了827门火炮的炮口并占领了广州的商馆区。
4月6日，耆英连忙与他谈妥一项协定：清廷答应让英国人在两年之后入城，并惩处那些冒犯英国人的华人，以及给予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建造货栈和教堂的权利。由于向英国人妥协，耆英的公众形象无可挽回地损坏了。他意识到“广州入城问题”迟早会触发一场他本人无力阻止的冲突，也知道他本人无力对付沿海地区日益加剧的海盗问题，于是他设法在事态变得不可收拾之前摆脱困境。他以年老体衰为由请求朝廷将他召回。他的请求被批准了，1848年3月耆英返回北京。
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的职务授给了一位仇视洋人的官员徐广缙(约1786-1858年)，而广东巡抚一职则授予了叶名琛(1807-1859年)。继耆英被召回后，这两人的任命标志着中国政府内部那股在战败后一直低落的反抗势力重新抬头。徐广缙和叶名琛在广州通力合作，对洋人采取一种不作屈服的姿态，同时鼓动民众阻遏英国人的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