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户、田土、物价等实际情况并非易事。回想晚明时期，那时中国的商业经济确实取得了显著进展，被许多人视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不过，即便如此，晚明在商业化方面仍然无法与宋代相比。据说，在那个时代，“铸钱当不出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币量。这让我意识到，即便是商业经济发展迅速的社会，也难以避免政府对商业化管理手段的摒弃，以及对社会组织机构简化的倾向。在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事务时，人们发现技术解决方案不足，因此更加强调道德纪律和意识形态。

用现代眼光看，这些问题本应通过民法和商法来解决，而不是简单地依靠道德价值观念，如尊卑、长幼、男女之分。明帝国自始至终都是一种文人的政治体制，以道德伦理作为其标榜，这导致整个社会变得虚伪而不切实际，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致。我认为，这正是明代全面放弃技术，并且以道德替代法律的一个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