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朝的统治之下，帝权的性质是连续不断的，但各个朝代之间建立政权的方式则大相径庭。秦帝国的诞生，是列国长期争霸、强者胜出的结果。而晋、隋、唐、宋则属于另一种模式，由旧政权内部的大贵族或军阀以反叛手段夺得了权力。至于元和清两朝，则是由外部强大的军事入侵导致中原汉族政权解体，从而形成异族统治。

除了汉和明两代以外，只有这两个朝代是通过农民起义长达数年的战争来创立国家，这些起义最终由“匹夫”所铸成。在这些特征上，汉和明两代具有显著不同之处：首先，它们都是赤手空拳打下的新政权，其领袖人物的地位是在“起事”过程中逐渐塑造出来，而不是像其他许多朝代那样，在统治集团内部早就确定下来。

例如，秦始皇灭六国需要商鞅变法后六十年间秦国强大的结果；晋皇室司马氏早在曹魏时期的司马懿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威势；隋文帝灭周之前已在朝中掌握大权；唐高祖与宋太祖都曾经是军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自行一统天下。而元和清两朝更是以完整独立的异族政权取代了中原汉族政權。

其次，汉和明两代初期天下的局面未定，有多个豪强并起，“起事”的领导者共同组成了一个主从关系复杂但又互相依存的人群，其中很多成员都拥有重要功勋、高战绩及财富资本，他们被称为“功高震主”。无论刘邦还是朱元璋，他们与其他成员之间既有君臣关系，又带着兄弟般的情谊，这种“君臣+伙伴”的关系，对于他们作为绝对君主构成了潜在挑战。

李自成集团与洪秀全集团同样具备这样的特征，最终失败正是因为这些特征发挥作用所致。在这种模式下建立起来的政治实体，一旦结束了打天下的任务，就立刻面临内部分裂中的权力斗争。为了稳固地位，必须迅速渡过这个危机阶段。因此，我们看到只有汉末到明初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杀戮功臣事件。在刘邦用几年的时间消除韩信等异姓王之后，他说出了那句名言：“狡兔死走狗烹（即狡兔死后走狗也要烹食），高鸟尽良弓藏（即鸟儿飞尽良弓就藏起来），敌国破谋臣亡（即敌方败亡策士也会遭殃）。”朱元璋做得更为周密，不仅解决掉了李善长等一批一起推翻蒙古王朝的人物，还到了临终前解决掉最后一个潜在威胁蓝玉。

韩信的话虽让人觉得有些可笑，但其实这是关于人类社会根本问题——当个人获得巨大的力量时，无论他的忠诚如何，都难免会被利益驱使。这意味着，即便他愿意基于情感与道德共度人生，也难逃不怀好意的心思，因为欲望总是在那里挥舞着它那根巨大的棒子谁都不放过，只有超越常人的智慧才能抵挡住这一切。而平等待遇意味着平起平坐，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情境，在患难之际能成为团结力量，但一旦进入享福阶段就会变成对中央集権的一种巨大威胁，最终可能引发血腥清洗。这一点，比如曹操、李渊或赵匡胤最初组建的小圈子更加简单，也更加安全。

帝国内部存在家族纷争，那里的确切认识并不来自公正，而来自血脉。一家人流动相同颜色的血液才可以分享那些最高级别的地位，所以所有非亲属出身的人类必将被视作威胁，如同刘邦斩除韩信一样不可容忍。处理办法就是让别人的生命耗尽，让所有可能威胁家族统治的人头滚滚落地，或许还有努力把那些关键位置填满自己的亲属，以此来确保一切归于自己家族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