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100万年前，人类人口仅有125,000人。随着工具的不断改进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一数字激增至旧石器时代末期的人口数——532万，增长了42倍。在接下来的8000年中，即距今10000年至2000年的时间段内，人类人口从532万暴增至1.33亿，与旧石器时代的人口增长相比，增加了25倍。

这一人口爆炸并非普遍现象，而是选择性的。技术革新领先的民族，其人口增长也遥遥领先。因此，就像原始人类取代了他们的祖先一样，现在的农民取代了狩猎者。

农人的扩张导致当地食物采集者的后撤。例如，在非洲，大约广泛分布于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的地区被逐渐挤占，他们被迫逃到茂密丛林或荒凉沙漠区域。而在北美洲，由于普韦布洛农人们的排挤，一些操绶绔尼语印第安食物采集者不得不离乡背井。

农业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还存在共生关系，如刚果森林区中的俾格米人与耕作生活黑人的互助合作。这两种族通过提供肉类、蜂蜜等森林产品来交换谷物和铁制武器，从而实现了一种平衡共存。

最常见的是农业移民与食物采集者之间通婚融合。当新的混血儿居民再次面临人口压力时，他们会向新的地方迁移，并继续融合。此过程中，农业技术和作物得以传播，而最后抵达的地方，则出现了完全不同于最初创始者的种族类型的人们。

今天全球各地都能看到这一点，无论是在蒙古种人将小麦、牛、轮子和犁带入中国北部的事实上，或是在欧洲由中东传入的情况，以及非洲南部大草原传入的情形，都体现出这种迁移及异族通婚所产生的心理影响。一群又一群迁移使得农业遍及全世界，最终导致狩猎者只占总人口百分之一，而职业转变则导致种族变动。在公元1O00年的全球种族分布图表明，那时高加索种人、高加索種人、黑色種人才是主要居住在地球上的三大支系，但到了公元1O00年，这份平衡已经彻底破坏，对那些仍过渔猎生活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澳大利亚土著由于居住在未被发现的小岛上幸免于此，但18世纪初欧洲探险者的发现却给他们带来了悲惨结局。

总之，《世界历史》纪录片揭示了农业对社会及其成员（包括不同的“品质”）产生深远影响，不仅改变了经济结构，还重新塑造了全球的地理政治边界，并促成了现代社会多样性今日之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