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农业革命后，人口爆炸的速度和规模远超先前的任何时期。旧石器时代，随着工具的不断改进和生产力提高，人口也得到了相应的增加。在距今100万年前，人类数量仅有125,000人，而到距今1O00年时，以狩猎为生的早期人类的人口已经增长到532万，这一增长幅度达到了42倍。

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一些地区食物供应变得更加稳定和丰富，这导致了更快的人口增长。从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2,000年的8O00年间，全球人口从532万猛增至1.33亿，比旧石器时代100万年的增长量要高出25倍。

这一过程并非均匀分布，每个社会群体的人口增长情况各不相同。那些技术革新领先、拥有更高生产力的社会，其人口也会显著领先。这就像古代人类如何取代他们原始祖先一样，现在农耕者们如何取代了狩猎者。

这种过剩的人口往往被逐渐分散到周围新的区域，在那里开垦土地建立新村庄。当这些新的区域不适合移民开发时，当地居民则可以作为避难所，使自己得以生存。这正是北美洲印第安人的情况，他们因与农耕者的冲突而被迫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

除了竞争外，还有一种关系，即共生关系，如刚果森林区中的俾格米人与黑人之间，他们通过互惠互利的方式维持着合作关系。

最常见的情况是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和融合。当人口压力再次出现时，这些混血儿就会向新的地方迁移，并继续融合，最终传播农业技术到极为遥远的地方，同时在这些最后抵达的地方形成全新的人种类型。尽管小麦、牛、轮子和犁发源于中东，但是在中国北部传入的是纯粹蒙古人的移民群体。同样，在欧洲西传，以及非洲南部传入大草原地区，都发生了类似的迁徙和异族通婚现象，如今天赞比亚南部存在的一部分黑人与布希曼人的混血儿群体证明了这一点。

多次迁徙使得农业技术遍及全球。而最终结果是，从10,000年前占据地球绝大多数居住地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人类，只留下百分之几，而职业转变反过来又影响到了种族分布。在公元1O00年的世界上，六个主要种族——高加索種、蒙古種、黑人、布希曼人、高加索種與蒙古種混合體（即白色或黄色皮肤）以及澳大利亚原住民几乎达到平衡。但到了公元1O00年左右，这一平衡彻底破裂，有益于从事农业如蒙古種、高加索種與黑人的成长，对仍然过渔猎采集生活的小型民族如布希曼與俾格米人的损害最大。而且由于没有受到来自其他文明探险者的接触，所以澳大利亚原住民能够维持自己的文化直到18世纪末才被发现并遭遇悲惨命运。

总结来说，无论是在亚洲还是非洲，被称作“绿色的革命”的农耕对当地原始居民造成了一系列深刻影响，其中尤其是在东亚地区由蒙古種牺牲掉其他少数民族利益以扩张至四方，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今日其巨大的优势；而在非洲，则是由黑人们利用农耕带来好处，将他们推出了草原进入雨林地带，最终打乱了原本相对平衡的地理分布。此举改变了一切，从根本上打破了之前各大种族间微妙但相对稳定的状态，为现代世界上的某些国家或地区提供了解释关于历史演变及其后续影响的一个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