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石器时代，随着工具的不断改进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人口开始迅速增加。到了距今10000年的时间点，狩猎采集者的数量已经激增至5,320万人，比起100万年前的125,000人增长了42倍。这一趋势在农业革命之后变得更加显著。在过去8000年的时间里，由于食物供应变得更为稳定和丰富，人类的人口数从532万猛增至1.33亿，与旧石器时代相比，这一增长速度是25倍。

然而，这种人口爆炸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有选择性的。技术革新领先的民族，其人口增长也遥遥领先。因此，就像原始人类取代了他们的祖先一样，现在农耕者逐渐取代了狩猎者。

当过剩的人口被迫迁移到新的地区时，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情感关系。如果这些新地区适合发展，那么农耕者可能会将其作为自己的家园；如果不适合，那么当地居民就可以利用这些地区来避难，使自己生存下来。非洲俾格米人的故事以及北美印第安人的遭遇都体现了这一过程。

除了竞争外，有些文化也形成了共生关系，如刚果森林区中黑人和俾格米人的合作关系，其中后者提供肉类、蜂蜜等产品，而前者则提供谷物和铁制武器。

最终，当农业技术传播到全球各地时，它改变了全球种族的地理分布图。一伙又一次迁移使得原来的狩猎采集者只占全体人类总数的一厘％，而职业转变导致种族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当时六个主要种族——高加索、蒙古、高加索、黑人、布希曼及澳大利亚—之间保持平衡，但到了公元1000年，这一平衡彻底破裂，最有利于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口群体，即蒙古、高加索及黑人们取得优势。此外，在东亚尤其明显的是蒙古种人的扩张，对其他少数民族造成压力，并导致今天这种情况，即蒙古种人在人口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东亚显示出最为明显影响，因为这里拥有最大的土地面积可供扩张。

综观全球，我们可以看到农业不仅打破了长达数千年的生物多样性，更建立起今天高加索、高毛毛以及黑人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