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导致又一次人口爆炸，其规模可与随人类形成而出现的人口爆炸相比。在旧石器时代，正在进化中的人类不断改进工具，使生产率提高，从而使人口相应增加。约100万年以前，猿人的人口数还只有125000，可到了距今1000年时，以狩猎为生的人类的人口数已上升到532万，约增长42倍(见第二章第四节)。现在，随着农业的到来，一定地区的食物供应量比过去更多更可靠，因此，人口数的增长也比过去更迅速。在距今10000年至2000年的8000年中，人类的人口数从532万直线上升到13300万，与旧石器时代100万年中的人口增长数相比，约增长25倍(见图"世界人口的增长")。

人口的增长不是普遍的，而是有选择性的。正如前文所述，在技术革新中领先的各民族，其人口的增长也遥遥领先。因而，就象从前的人类胜过并取代了他们的原始祖先那样，现在的农人胜过并取代了狩猎者。“胜过”并“取代”的确切过程可能如下：由于实行组放型农业，每个村庄很快受到了逐步增长的人口压力。于是，有些人散布到周围新的地区，在那里开垦土地，并建立起新的村庄。如果这些地区有一些边沿地带不适宜移民们开发，那么当地居民就可以把这些地方当作避难所，使自己生存下来。这一点在非洲的情况下尤其明显，那里曾广为分布的大多数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的种群被分别挤到了茂密的地带和荒凉的地带。(见图4"狩猎者的后撤"和图5"农人的扩张")

农业移民和当地居民之间还有另一种类型关系，即共生关系，如刚果森林区仍然盛行的情形便是一个例子。在那里，由于耕种土地黑人的需求，他们向仍以渔猎生活为生的俾格米人们提供肉类、蜂蜜等森林产品，再从黑人那里接受谷物或铁制武器作为报答，这两个种族能够保持平和共处，同时保持各自特点。

最常见的是，当两者之间出现紧迫条件时，他们会通婚融合。当再次形成压力时，这一混血儿社区就会迁移到新的地方，然后继续与那里的居民通婚融合，最终将它们传播到非常远的地方。而在最后抵达的地方出生的那些个人，则成为了与创始者完全不同类型的一个新种族。因此，即使小麦、牛、轮子及犁发源于中东，但将这些东西引入中国北部的是纯粹蒙古原住民。当这项技术由大草原传入非洲南部时，也发生了相同的事情。一伙又一次迁移使得这种技术传播全球各地。此迁徙最终结果是，将早期全体人类进行狩猎采集活动构成的一百分之1%降低至公元1000年的极少部分。

职业转变转变又促成了种族上的变化。全球范围内今日显示出的种族分布表明，大约10,000年前高加索色拉、高加索色拉、黑皮肤蒙古色拉以及澳大利亚原住民这六个不同的颜色的偏好几乎平衡。(见图3 "全球性别分布")但是在公元1,000之后，这一平衡遭遇巨大的破坏，对于进行耕作生活方式之一方——即高加索色拉モン古色拉以及黑皮肤蒙古色拉来说，是一个幸运；对于仍然以捕鱼采集居住生活方式维持自身存在状态之方——即布什曼及贝吉米兰—则是不利。此外澳大利亚原住民能维持其特有的身份仅此，因为他们居住在一个未被发现且隔绝于世的一片岛屿上，它直至18世纪才被欧洲探险家发现。当这一事件终于发生的时候，那些不幸土著居民遭遇了一场更加悲惨的事态发展。

总结起来，全世界范围内通过农业活动产生对各种国家文化差异造成影响，并强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影响效果因地域而异，其中包括经济基础（例如，有没有足够资源）、政治系统（例如，有没有有效管理）等要素都有重要作用。但总体来说，可以说所有文化都经历了某程度上的改变，而且许多现代国家已经开始重新思考他们自己的历史如何发展，以及如何面对今天挑战的问题，为未来做好准备来应对可能产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