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思想界的一个最大的背景，是改造了的儒学成为汉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初始时期的关键在于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之举措，然而这一举措的本意是否就是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它又是否真正起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作用，却是需要讨论的。

一钱穆在考察博士制度的衍变时指出：古代学术分野，莫大于王官与家言之别……王官学掌于史，百家言主于诸子，诸子百家之势盛而上浮，乃与王官之史割席而分尊，因此有所谓博士。故博士者，乃以家言上抗官学而渐自跻于官学之尊之一职也。诗书六艺初掌于王官，而家学之兴实本焉。百家莫先儒墨，儒墨著书皆原本诗书，所以诗书者，为王官藉下流民间而渐自泯于家言之间者[1]。

如果我们接受钱穆的观点，那么，我们对汉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行为就会有新的理解。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以高度专权来结束诸侯割据显然反映了通过高超策略以结束政治混乱和统一局面的迫切需求。而武帝此一举措，不仅仅可能在崇尚儒术，更可能是在强化中央集权，因为他同时罢黜属于儒家的《孟子》博士。此前，《诗》、《书》、《礼》、《易》、《春秋》的传承已经被视为代表着国度文化和治理艺术，并非特指某个家族或宗派。

这种说法确有其相当的地位与可信度。这不仅体现了当时中央集权政策的一致性，也揭示了武帝时期政策外夹带内法（即虽表面上独尊的是儒术，但实际上是强化皇权）的实质，即使这样的措施也并未完全达到其预设目标——“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

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中的 儿受到了调整，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现实政局。这意味着它必须适应新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理想到操作都进行了一系列转变。一方面，它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如将《公羊传》的思想融入至正义统一的大旗下；另一方面，它发展出了能够具体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规范，这些都是由董仲舒等人推动完成，他们将天人感应理论作为主要依据，将宇宙运行规律应用至政治管理中，以灾异祥瑞解释天意，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和伦理道德体系。

二我们认为，以今文经 学为代表 的西汉官方意识形态 是一种神话，最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他塑造了一种具有目的和意志的人格神；第二，他利用阴阳五行将经典方士化，为增强理论威望提供依据。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无疑产生了一种庸俗化的人格素养，以及固陋化的情趣，这种趋势逐步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对人们的心灵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三最后，我们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这种经过调整后的 儅会走向神话？答案在於它如何利用天人的概念，将自然界赋予人类事务意义，使得任何事情都可以用天命来解释，同时还能用阴阳五行来控制宇宙运转，让这两者的结合成为了最高裁判机构。在这个框架内，无论是对臣子的忠诚还是对君主的一贯顺从，都可以得到明确规定，而且这些规定似乎来自一种超越人类理解范围的事物——天意。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人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手段或者想要理解自己存在的地位，他们都会寻找这个无法触及却又无处不在的事物——“道”，这便是为什么董仲舒提出的 “天人感应” 理论如此受欢迎，也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使得他的教导得以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

总结来说，由于是基于这样一个国家层面的需求，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发生，在这个过程中，被称作 “变化”的东西，其核心内容包含着不断追求完美、永恒以及绝对真理，但最终结果并不如预料般简单直接，有时候甚至变得复杂且多层次。当这些改变渗透进每个人心头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开始相信自己的行为方式背后隐藏着不可见的手引导，而不是自己的选择或能力。这是一场关于认知、信仰以及力量来源的问题，是一个跨越时间、空间的大事件，每一次重复都是历史上的另一次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