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的思想界，一个显著的背景是改造后的儒学成为了汉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初始时期的关键在于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之举，这一举措本意是否就是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它又是否真正起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作用，却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钱穆指出，古代学术分野，无大于王官与家言之别。王官学掌于史，而百家言主于诸子。诸子百家之势盛而上浮，与王官之史割席而分尊，因此有所谓博士。故博士者，不仅以家的言上抗官学，而且渐自跻于官学之尊之一职也。

诗书六艺初掌于王官，而家学之兴实本焉。百家莫先儒墨，儒墨著书皆原本诗书，所以诗书者，不仅是王官藉下流民间而渐自泯于家言之间者。而如果我们接受钱穆观点，即六艺与诸子的关键区别乃是官学与私学之分，那么，我们对汉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行为就会有新的理解。

罢黜百家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过高度专权来结束诸侯割据的情势需求。这一举措本意不一定是在崇儒，而更可能是在尊重和巩固中央集权。在这一过程中，武帝罢黜了属于儒家的《孟子》博士，《诗》、《书》、《礼》、《易》、《春秋》，这些都是原为王室所有的一套文学典籍。在汉朝人心目中，这些六艺并不代表着儒家的传统，而是代表着一种被国家认可和推广的文化价值观念。

因此，当董仲舒将其调整后的天人感应理论作为主要依据，将天道勾通社会，并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操作性时，他成功地将这一理论应用到政治实践中，从而使得这场文化革命更加顺利进行。此外，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宗教信仰体系，其中神明被赋予了治理世界和指导人类行为的大能，使得这个系统更加强大且有效果。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调整与发展带来了世俗功利的一系列益处，使得汉朝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地位更加稳固。此外，该时代还见证了一系列重要仪式和祭祀活动，如封禅、郊祀以及明堂等，以展示皇权及其对自然力量控制能力，从而加强统治者的神圣地位并确保他的政权合法性。在这种背景下，一批擅长灾异说的人士崭露头角，他们利用灾异祥瑞来干预政治决策，并影响政策走向，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手段去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解释现实世界变化的一个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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