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中后期，儒学经历了从私家学问到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这个转变是由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制度所推动，这一制度最初旨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可能更多地体现了对王权的尊重。钱穆认为六艺与诸子之间存在官学与家言的区别，而儒墨之争则是两者之间不断融合和发展的一部分。

武帝时代，对于中央集权有着迫切需求，他通过罢黜百家并仅立五经博士来巩固中央集权，并加强王权。这一举措虽然表面上看似尊崇儒术，但实质上更为复杂。在这一背景下，儒家的思想趋向发生了调整，以适应统治者的需要。

《公羊传》作为春秋公羊学派的一部分，其宣扬的大一统观念、国君报仇、君亲无将等思想，都极大地符合汉武帝当时的心理需求。董仲舒借用这些理论，为汉朝提供了文化依据，使得儒学能够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的理论也发生了变化，从先秦时期仅是一种理想形态和哲思，现在已经被运用于现实政治和宗教仪式之中。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理论，将儒家的理想目的寻找到了一种可操作的形式，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一套灾异祥瑞之说。此外，他还提出了神圣化的人格神观念，以及阴阳五行宇宙图式，这些都使得西汉官方意识形态具有了一定的神学特点。

总结来说，在西汉中后期，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如政治压力、社会环境以及个人努力，一系列思想上的变化最终使得儒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同时也引领着整个封建社会文化生活的一次重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