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经济上利用“青苗法”和蔡京(蔡氏兄弟真正把持大权是在蔡卞取了王安石女儿之后，这时不过是小喽啰和吹鼓手)等一班亲信对农民实行实际的高利贷盘剥，也就导致了蔡京等为前台代表，“清官”王安石为后台老板撑腰的朋党集团对破产农民、富农、小地主“合法的”土地兼并和财产剥夺，严重激化的北宋社会矛盾，制造了大量的流民。宋朝本来就有这个封建社会王朝灭亡的固有矛盾之一，所以想了一个特殊的办法——“养兵”，这种兵和我们今天兵不一样，其实类似于由国家管饭的民兵(其实宋朝真正的部队战斗力挺高，但由于这些“吃饭兵”的存在，估计还吃不太饱，甚至还吃不上 o-^o^-o 所以，宋朝军队的名声着实不大好，但有点冤枉)，好歹让失地农民有口饭吃(其实，坚决不许土地兼并，才是根本，可利用高利贷夺取他人土地才是青苗法的真正目的，农民为了缴纳官衙前门的高利贷，不得不借入官衙后门的高利贷，其实都是一笔钱，蔡京等人两只手一倒，公家的法令就成了私人的法令，国家的钱就成了私人的钱，他人的土地就成了自己的土地……)，可王安石，感觉司马光等人“愚蠢”，“该省点钱” o-^o^-o 就不养这些人了，这些人就变成规模庞大的流民乞丐、流氓帮会、强盗和起义军了…… 金国骑兵不来，北宋也撑不了几年了，这和明朝末年崇祯帝搞的裁减官吏省钱的情形类似，李自成就是一个被裁减的驿站小吏，没有饭吃，又没有土地，饥寒之下铤而走险，最终明朝为了省这个驿站小吏的几个窝头，却亡在了这个走投无路的仆役手中，崇祯帝在李自成打进北京时，上了吊。这反映了一个问题：国家发展必须开源为主、节流为辅;建设在先、除旧在后;保障在前、调整在后;人心先行、政策稳行，尤其是最起码的吃饭穿衣住房土地等问题，如果不按照这个顺序，那就要么陷入社会停滞、僵化;要么陷入灾难、破坏。
王安石明里假作廉洁博得了“拗相公”(一说是：“执拗公”)的清名，暗里网罗一批“极不妥档的官吏”(也就是以王安石一手提拔的亲信兼姻亲的蔡京为首的“北宋六贼”，这“北宋六贼”不仅活跃于王安石生前，而且把持朝政直到北宋灭亡前不久，才被铲除)以高利贷资本主义的形式刮骨吸髓的搜刮民脂民膏动摇了北宋国本。
在私人生活上，王安石为人神经质且残酷虚伪，他无端参测“儿子王雱长得不像自己”而把儿子王雯活活逼疯致死，又试图和年轻的美貌儿媳“扒灰”(“扒灰”，也被老百姓生动的引申作“爬灰”这个词汇，就是指公公和儿媳**，也泛指亲属**，红楼梦中醉酒的焦大就骂贾宝玉和秦可卿和秦可卿和贾珍的罗圈**关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而这个**“爬灰”典故就出自王安石。他总试图“探望”儿媳，儿媳无奈就在墙上写了一首诗公布其丑行，其中有一句“风流不落别人家”自揭家丑!这在封建气氛浓厚的宋朝是大得不得了的事!道貌岸然的王安石大惊失色，赶紧扒墙灰抹去了字迹，然后将儿媳当女儿一样嫁了出去!(今天，人们不会感觉这有什么奇怪，但在伪道学开始盛行的宋朝，这种“嫁儿媳”是桩大丑事，不过是“两害取其轻”罢了!o-^o^-o)而此时，他儿子还活着!就留下了“王太祝(王安石之子王雱当时任太常寺太祝之职)生前嫁妇，侯兵部死后休妻。”的闹剧(《爬灰一词原为何意? 闲考王安石与爬灰》[N] 巫马期 2006年2月17日 11：48 东方网社会新闻刊载 选稿：陈洁 文献原始来源：京华时报 “《红楼梦》里焦大骂贾府“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通行本在这儿加了一个注：爬灰，公公与儿媳妇私通。但没说为什么爬灰表示这样一种意思。爬灰也写作扒灰，清人王有光所著《吴下谚联》解释这两个词，关于“扒灰”是这样说的：过去有座庙香火特盛，附近住户就偷偷跑去扒取香炉中锡箔纸钱的灰，从中淘出锡来卖钱，扒灰为的是偷锡，所以用来隐指“偷媳”。另一个清人李元复在《常谈丛录》中则说，扒灰即在灰上扒行，会“污膝”，故用来隐指“污媳”。但王有光解释爬灰没有沿用谐音法，而认为这词源于王安石与他的儿媳之事。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早死，儿媳独居小楼。王安石不放心，暗中前往察看，儿媳“错会其义”，以为公公有意于自己，就在墙上题诗，有“风流不落别人家”之句，王安石赶紧“以指爪爬去壁粉”。事情似乎就这样结束了——然而《吴下谚联》在这儿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结语：外面流传的爬灰之语，就是打这儿来的。很显然，许多人是认定王安石有爬灰行迹而津津乐道了。很显然，许多人是认定王安石有爬灰行迹而津津乐道了。以前常看一本民间文学刊物，那上面曾刊载这故事的现代语文版，说王安石和儿媳把暗通款曲的纸条儿埋在灶灰里，乘无人之时偷偷传递。说得这样有鼻子有眼，讲故事的人就仿佛赵树理小说里的说法，“公鸡下蛋亲眼见”。史载，王安石确实曾对儿媳庞氏做过一件轰动一时的事。王雱是个神童，长大后又颇有野心，受挫折后犯精神病，觉得儿子跟自己长得不像，就疑忌起来，千方百计欲杀之，结果小孩“竟以悸死”。王安石同情庞氏的处境，决定让他们离婚，还为她选定了合适的对象，像嫁女儿一样把她嫁了过去。同时还有个兵部员外郎侯叔献，继配是个悍妇。侯死后，皇帝担心她前妻之子，特意下了一道圣旨替侯叔献休妻，当时人们把这两件新闻编成两句话说：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兵部死后休妻。王雱当时任太常寺太祝之职。” )。甚至他儿子发疯并且后来死得不明不白，很有可能与王安石丑行有关，而他儿子得精神病的直接原因是王安石假作清廉，儿子构陷他人无所不为(当然正史并没有记载王安石和他所任用的奸佞官吏和宝贝儿子的行为受他指使的证据，所以说王安石此奸似忠，令人作呕可以，也可以说他没有自己出面拿钱，而是“手下”干的，他“不知道”o-^o^-o)，后来闹到皇上那里，事无可解的时候，王安石丢车保帅，公开严斥儿子以表明“儿子所为自己全然不知”，故他儿子得了精神病。王安石所为，就连对其颇为赞赏的伪道学的鼻祖朱熹都颇为不以为然。朱熹曾经高度赞扬王安石为：“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这种评价放在一个“爬灰、嫁媳”的人身上，对于创立的伪道学的朱熹老夫子来说，已经是奉迎拔高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朱熹是批判王安石的，那一种望文生意而产生的误解。朱熹、甚至备受王安石打击的司马光反对其政策，但都不想在王安石死后，过分的去批判、去“评理”，甚至还苦心孤旨的去维护他!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两个原因：1 批判王安石，有“投鼠忌器”之嫌;2 司马光等几乎被王安石整死的宋朝忠臣，看到了北宋已经被王安石的“青苗法”、“免役钱(募役法)”刮尽了民脂民膏，不仅底层人民卖儿卖女、纷纷破产，甚至小康之家也大批破产，这些表面是宋朝的法令，其实成了中饱私囊的手段，北宋王朝的实权还把持在王安石一手提拔的亲信手下，也是姻亲蔡京为首的朋党集团手中，既无力也不敢“站在蛀空的树干上跺脚发脾气”。
王安石把(王安石有一儿三女，但儿子和长女都先后夭折，实际仅存两个掌上明珠，分量自非同一般，王安石下嫁女儿的目的是拉拢亲信手下蔡京，而蔡京不过是“清官”王安石的大管家而已，说王安石不知道蔡京的所作所为，那是开玩笑，而蔡京可不是弄几个零花钱，而是举朝朋党的规模，把整个北宋的家底弄没了，王安石的宰相头脑会不知道?o-^o^-o 这就是他的选择)嫁给了蔡卞，即《水浒》中的大奸臣蔡京之弟，也是真实历史的大奸臣[史称“北宋六贼”，即：蔡京、童贯、王黺、梁师成、 朱勔、李彦等人，其余杨戬和高俅两个奸臣，在正史中还算不上块头的奸臣，而“北宋六贼”的核心是蔡京，而蔡京却是王安石一手提拔和扶植的亲信手下，唯命是从的替“廉洁”的王安石做那些“清官不好出面做的事”，这些个有“北宋六贼”之称的朋党后来虽被宋钦宗一一流放或严惩，但大树被蛀空了之后除不除虫，树都要倒了。不久宋徽宗、宋钦宗都在北宋灭亡的“靖康之难”中被掠走，最后皇族妻女成了金国随军娼妓和奴仆，宋徽宗被折磨死后，身体被金国看守者放在石坑上焚烧，以制作灯油，不仅皇族深受其害，整个宋朝陷入了沉重的灾难。但王安石爱女的下嫁却让其得以不论是否表面上离开北宋统治中心，却可以轻松遥控其苦心构筑的这个透顶的朋党(蔡京，字元常，福建仙游人，人称“公相”，为首)·阉党(童贯，字道夫，河南开封人，阉党出身，人称“温相”。童贯助蔡京为相)集团，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王安石提拔蔡京并把其看作亲信与之联姻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联姻。王安石任用的蔡京之流等，一大批污吏牢牢把持了北宋朝政实权。此刻宋朝外有强敌，内有奸党，北宋已经危如垒卵，稍触即溃，批判王安石固然可以解气，但却会危害北宋的团结(故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与吕公著书·司马光》)。事实上，北宋丞相王安石一手灭亡了北宋，司马光何尝不知，不过是尽量缓和各种矛盾、苦撑北宋危局罢了。但正如南宋丞相秦烩一样，后人并没有他们是金国或者西夏卧底的证据，但这两个奸臣的所作所为，超出了宋朝普通官吏贪墨行为的范畴，有明显的颠覆特征。
朱熹也无奈的说：“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和“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书两陈谏议遗墨》)……小美不喜爱朱熹的伪道学，但朱熹这个人在评价王安石的问题上，可以说“用心良苦”，也比较“公允”。换句话说：朱熹出于维护封建秩序的原因，明贬实褒，表面上是“批评”王安石，但实际是在说“王安石好心做坏事”，仅仅是“学术问题”，以此来解脱对王安石的“攻讦”。可北宋的灭亡却是王安石的高利贷剥削和巧立名目盘剥的双重打击下，直接导致的后果，是王安石朋党集团，或者说是其一手缔造的蔡京集团，史称“北宋六贼”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培育”的必然结果。即便没有西夏和金国，北宋的社会矛盾也已经到了极其尖锐的地步，灭亡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王安石还在上把持科举，悄然通过把“天子门生”变为“他自己的门生”而逐渐控制了北宋实权。“专取策论而罢诗赋”、“罢经生朴学、不用墨帖而考大义”这些话听起来挺好，但实际科举就不再是考才学，而是考“倾向”，捧王安石就取，不捧就不取，这就导致科举沦丧，拍马迎合之徒纷纷投靠登场。不仅如此，王安石把自己和奸佞小人吕惠卿所著的《三经亲义》作为官学、学院全国的法定教材，以此为天下学子师!(这一点，可以说王安石有极大的野心，纵观中国历史，这种把持科举，把官吏选拔搞成亲信选拔，也就是搞朋党的宰相，大多有“取而代之”的心了，至少也会埋下朋党勾结、权臣弱主之祸)。举个例子：王安石集团在王安石死后，继续“变法图亡”，直到“靖康之难”北宋灭亡这段时间控制北宋军政大权的就是史称北宋六贼的蔡氏集团，也就是实际的王氏集团。蔡氏集团中的首领前期前期是蔡卞、蔡京兄弟，都是宰相，后期是长寿的蔡京。蔡氏兄弟就是把王安石的书“读透了”，王安石“钦点”的进士，从学生到最后成为王安石变法的亲信和打手，并通过王安石下嫁，使其血缘上逐渐和王氏融合，从而让王蔡一族控制了北宋末年军政实权，富可敌国、权倾朝野、朋阉合流，延续着王安石的罪恶与权势，刮进了地皮，了北宋的立国基石，直到把北宋搞垮——这就是王安石的“选材”。
这里到不妨介绍一下吕惠卿，王安石外有蔡京，内有吕惠卿。这个吕惠卿虽然不如蔡京官大，但却是王安石的智囊和师爷。吕惠卿为人卑鄙无耻，是一个十足的小人。他刚投靠王安石的时候，竭尽奉迎拍马之能事，人皆厌恶，唯王安石以为能，故重用。《三经亲义》很有可能出自吕惠卿之手，而署王安石之名，吕惠卿是个有才无德的典型人物。当时司马光曾经非常有远见的说：“惠卿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愿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能动人主?”，并且在信中明确告诉春风得意，重用吕惠卿的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王安石自然不以为然。小美这里要说：不论王安石是好是坏，王安石对吕惠卿恩重如山、如师如父!可后来，王安石搞得北宋到了崩溃的边缘，皇帝让王安石暂时离开宰相之位。吕惠卿这时已经是好大个的“大人物”了!这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一个反对哥哥王安石胡来的正直官吏看见吕惠卿小人行径，当面骂了他。“郑侠疏惠卿朋奸壅蔽，惠卿怒，又恶冯京异己，而安石弟安国恶惠卿奸谄，面辱之。《宋史》”结果，被“乘势并陷三人，皆获罪”，这样吕惠卿从此也就与“失势”的王安石决裂!史书这样记载：“而安石弟安国恶惠卿奸谄，面辱之。于是乘势并陷三人，皆获罪。安石以安国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韩绛为相不能制，请复用安石。安石至，犹与共事。御史蔡承禧论其恶，邓绾又言其兄弟强借秀州富民钱买田，出知陈州。”吕惠卿为了打击昔日的大恩人王安石，无所不为，这时王安石安排下的代言人，一个唯王安石命是从，被讥讽为“传抄沙门”宰相韩绛都无法约束他，最后又把王安石请了回来，而吕惠卿自己却“借钱”买地谋官，亲属出任要职。
吕惠卿这个人贪财无耻到什么地步呢?他母亲死了，国家给了五万钱，他竟然嫌少，上书朝廷要求多给一万五!史书这样记载“俄丁母忧，诏于本奉外特给五万，惠卿更请添支万五千，御史劾之，将下扬州取奉历，帝曰：“惠卿固贪冒，然尝为执政，治之伤体，姑责以义可也。””“贪冒”，就是为了钱，都到了冒失的地步，也可以解释为“冒进贪财”!他妈过世了，到发现了一个生财的好机会，想在朝廷那里给的五万的基础上，在多弄一万五!这种人为了捞钱，还有什么卑鄙的事做不出来呢?o-^o^-o
《古今奸海》里面引用了宋书里面的一段历史，可以看出吕惠卿不光是“贪冒”那么单纯!“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神宗加吕惠卿为大学士，知太原府，镇守麟延。吕惠卿却对神宗皇帝说：“陕西之师，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为形势而、已。”神宗大怒：“以卿之言，是说陕西可以放弃了?如此之人岂可委以边地重事?”遂贬知单州。”他怂恿皇帝放弃陕西的领土，像他这种奸狡著称的小人，何苦对皇帝说这种“说坏了挨皇上打，说对了挨臣民骂“的“糊涂”话呢?皇帝生气了，把吕惠卿给贬了!这件不合情理的事，结合上吕惠卿此人为了眼中毫无恩情，老妈去世了，他还借机想多骗几个丧葬费的一贯表现来看，这次“冒言”，说明吕惠卿开始打国家领土的主意了!
后来宋哲宗即位以后，卖吕惠卿在外敌入侵之时，又一次提出要“散地”来解决(说得很好听，其实就是人们熟悉的割地求和，苟安，所以他不是单纯爱钱的问题，可此人后期一直是北宋军事高级军事主官，北宋的灭亡也就不奇怪了)，这时右司谏苏辙条奏其奸曰：“惠卿怀张汤之辨诈，有卢杞之奸邪，诡变多端，敢行非度。王安石强佷傲诞，于吏事宜无所知，惠卿指扌适教导，以济其恶。又兴起大狱，欲株连蔓引，涂污公卿。赖先帝仁圣，每事裁抑，不然，安常守道之士无噍类矣。安石于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及势力相轧，化为敌仇，发其私书，不遗余力。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昔吕布事丁原则杀丁原，事董卓则杀董卓;刘牢之事王恭则反王恭，事司马元显则反元显，故曹操、桓玄终畏而诛之。如惠卿之恶，纵未正典刑，犹当投畀四裔，以御魑魅。”中丞刘挚数其五罪，以为大恶。乃贬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再责建宁军节度副使、建州安置。中书舍人苏轼当制，备载其罪于训词，天下传讼称快焉(《宋书》)，这里的正史记载原文标记为楷体(粗)字代表了那时人们对吕惠卿这种小人最厌恶的地方——恩将仇报!他本人开始不过是替王安石著书的一个有才无德的，中期是所谓“王安石变法”的
王安石在期间的这些做法，即便用最轻描淡写的说法也是“与民争利、国富民穷”，而实际则是“国未真富、民已真穷，朋党勾结谋利、富可敌国”，外部长时期尖锐的时刻，内部阶级矛盾也空前的尖锐了起来，而且出现了蔡京朋党集团和北宋大多数老百姓之间的感觉、认识、利益盈亏上的巨大反差，国库的钱已经是北宋百姓最后的骨血了!这种搜刮在吕惠卿手中发挥到了极致，他接受弟弟吕和卿的妙计，制定五等了产簿，使百姓“如实”申报，尺寸之地也被搜刮无遗，连鸡肠也遍抄输官，有隐匿不报者则在其财产三分之一充赏。举国骚动!“弟升卿无学术，引为侍讲。又用弟和卿计，制五等丁产簿，使民自供首实，尺椽寸土，检括无遗，至鸡豚亦遍抄之。隐匿者许告，而以赀三之一充赏，民不胜其困。又因保甲正长给散青苗，使结甲赴官，不遗一人，上下骚动。”这种搜刮民财，这种王安石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利字当头、虚言矫饰的抢劫，固然暂时“充实”了宋朝国库，让皇帝大臣感觉良好，也让朋党集团捞了个金银满屋，但民间已经出现了吃树皮草根的现象，有这样一段真实的历史：“这个小人物名叫郑侠，时任皇宫的门吏。郑侠不愧名字中有一个“侠”字，为人确有侠胆，他亲眼看见大批百姓逃荒在京师，心中不忿，便画了几幅《流民图》辗转呈献给了皇上。《流民图》上画的是饥饿的农民身上一半裸露，在中挣扎跋涉;还有半裸的男女正在吃着草根树皮;还有百姓项带铁链，扛着砖瓦薪柴去卖了缴税。”(《王安石：另类得出类拔萃》[N] 2008年09月05日 CCTV网站刊载)这种北宋人民极度悲惨的情况与封建王朝上层对王安石制造的“财政充盈国库”的满意和欣赏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与北宋每年需要大量钱物送给西夏和金国苟安需求有关，王安石·蔡京集团就是在北宋后期这个畸形需求下，但成的一个贪腐怪胎。王安石的儿子、大女儿早死，他赖以养老的嫁给了他看中的亲信手下蔡京的弟弟，以老丈人的身份和一个“大清官”的身份，躲在背后扶植蔡京兄弟荣升朝廷大员，这个历史上著名大大奸臣蔡京家族，也就是王安石(他独子早逝，无子，王安石的家族以两个女儿、外孙构成，所以“大清官”王安石的孙辈不姓王，而一支姓蔡，一支姓吴)的家族在北宋末年朋党执政、昏天黑地了几十年、富可敌国，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王安石变法”是成功的，并且是彻底的成功，司马光等在保护北宋的较量中输给了王安石贪污集团，而且其司马光父子也死得很蹊跷。关于这段历史总有人说司马光是出于个人利益反对变法，或者说是“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大地主集团的利益而失败了”这都是不对的，并且正好相反——“王安石的变法”成功的让蔡氏(王氏)集团实际控制了北宋政权的最后几十年(说句题外话：历史上考证王安石后裔，必须考证蔡氏，因为王安石后裔是以蔡氏传承的，王安石这样做是的确让他有了一个“清廉”的假象，所以富可敌国、透定、把持北宋末年大权，直接导致北宋灭亡的蔡氏集团就是王氏集团，至于家族各个时期内谁“当老大”，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架空了宋朝皇帝，刮尽民脂民膏而富甲天下，却仅见“蔡姓”而不见“王姓”，导致了北宋灭亡的“北宋六贼”蔡氏集团就是王氏集团，王安石的所谓“变法”仅仅制造了北宋六贼的富裕，也既是王安石家族的富有，不仅彻底破坏了北宋的立国基础，还坚决保护既得利益，保护着大地主和朋党集团的利益，就连司马光这样的威望都被轻易的打垮了，所谓“新法被废”是那时王安石集团已经不需要法律，已经超越了法律，那不过是个策略转变罢了，停止所谓“王安石变法”的就是王安石，他不再需要一个臭名昭著的高利贷来逼迫农民卖地了，他的家族已经是最大的地主了，不过地契却是姓蔡，而不姓王，所以他可以继续作“清官”。司马光虽然是几朝元老，但却非常廉洁，家里和“蔡氏一门”不可同日而语，《宋史·司马光传》有这样的记载：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绍圣初，御史周秩首论光诬谤先帝，尽废其法。章敦、蔡卞请发冢斫棺，帝不许，乃令夺赠谥，仆所立碑。从这一段历史记载可以看出司马光非常的廉洁，却备受打击，死后都不得安宁，虽为但家境很艰难，后来把持了北宋后来几十年，也是最后几十年的富可敌国的蔡氏(王氏)集团，也就是历史上的“北宋六贼”集团则对他恨得要死，但老百姓又如何呢?不妨看：“《宋史·司马光·子康》：康自居父丧，居庐疏食，寝於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谒。赐优告。疾且殆，犹具疏所当言者以待，曰：「得一见天子极言而死无恨。」使召医李积於兖。积老矣，乡民闻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马公恩深，今其子病，愿速往也。」来者日夜不绝，积遂行;至，则不可为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于朝，士大夫相吊于家，市井之人，无不哀之。诏赠右谏议大夫。康(司马光大大的儿子。——小美按)为人廉洁，口不言财。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赐白金二千两，康以费皆官给，辞不受。
不听。遣家吏如京师纳之， 乃止。……康济美象贤，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将不免於绍圣之祸矣。”，由此可见，司马光反对王安石集团是失败的，而且司马光的儿子很快就辞职，而且病故了，并且拒绝了国家给的治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