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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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年(宋庆历二年)进士。1058年(宋嘉祐三年)上，主张改革，强调权时之变，反对因循保守。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宋神宗进行变法，积极推行新法。由于保守派的固执反对，新政的推行迭遭阻碍。

1074年(宋熙宁七年)辞退。1075年复宰相职。1076年再次辞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舒国公，后改为荆国公，世称王荆公。1086年5月21日(宋元祐元年四月初六日)逝世。为唐宋家之一。著有《字说》、《钟山目录》、《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中的(周官新义》残卷：《老子注》(保存在《道藏》“彭把集注”中)。

史学界、学术理论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时间褒贬不一。梁启超则给予了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评价:“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他对王安石的道德情操、学术修养和抱负给予了全面的高度肯定。

事实上，在梁启超的时代，中国已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已经醒来，于是，王安石就被发掘成变法革新者的精神偶像。那么，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抛开深刻的社会制度根源，重要的一条是在执行过程中的扭曲，被异化为官员鱼肉百姓的“正当”手段，缺乏有效的监督保障。比如，实行青苗法，政府规定利率为20%，官员擅自提到30%，结果新法实行之后连年自然灾害，官员逼债，农户纷纷破产，连富户也无法幸免；政府要平抑物价、抑制私商，官员就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市场、货源、价格被政府高度垄断，百姓被盘剥更严重。虽然变法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以民穷为基础的国富却难以持续，社会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我发现历史上很多次变法失败的原因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它只是少数清醒的人从上而下却脱离基层老百姓的变革，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莫不如此。改革如果不能普惠民众，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所谓的改革成果也只会是一堆泡沫，最终飘散在历史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