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尽管经济、军事和文化科技等领域呈现出向上发展的态势，但精神层面却出现了畸形和萎靡的情况。这种情况被认为是由八大原因所导致的。以下是对这些原因的进一步探讨：

其一至三简评

新旧交替时代缺乏新秩序评价标准：晚明正处于物质金钱评价逐渐取代儒家三纲五常为新的社会秩序评价标准的转型期，“忠君爱国”已经被推翻，但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新时代秩序评价标准。

经济高度发展与社会畸形发展：每个人群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由于人性相对稳定，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都是差不多，因此，只要有人性就会有为了利益而争斗，甚至为了面子儿而争斗。

官员过多职位不足：选官问题上的竞争激烈，每个朝代都能够当官的人太多，但职位太少，再加上科举考出的知识仅限于思想方面，与实践无关，因此，无论状元还是末等，其实都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更遑论能力。

其四至八更深探究：

4. “党派”形成因素众多：在选官选材问题上，有资格当官的人太多但职位不足，再加上科考只考思想，不涉及实践，这就造成了官员需要表演功夫、博取关系才能做官做长久做高位。在这种情况下，加进了地域关系、师生之谊等传统人际学，以及现代加入商业家族、高利贷走私经济等灰色势力，使得“党派”的形成更加复杂。

5. “党争”的合理性存在但需界限：权力斗争在古代中国尤其重要，因为救国需要权力。晚明时期的问题更多且外部环境复杂，所以各种救国方案各执一词，对外战略也各异。这就要求“争”，但必须有底线。此时，“党争”因为缺乏底线而失去控制。

6. 天理、大道与君权神授观念使矛盾难以调和：“文人的话语正当性”用天理、大道来展现德行，而儒家思想影响最重。因此，每个非阉党之外的党派都自然拥有拥护者。“阉党”虽然理论劣势，但他们作为皇权代理人身份，就只能紧抓军权代理招牌，对竞争对手打击更频繁无理，这激发文人的反抗情绪。

7. 传统文化封闭导致问题严重化：强大的传统文化“封闭性”使参与斗争的人们只知内斗而不知或不顾最危险的事情。政务人员知道政斗会降低效率甚至错误频出，但身处江湖不能自拔，也要先保证生存再谈理念成功。而要生存必然参与内斗。但人们总想暂停矛盾一致对外，却无法停止内战，因为机会未给予。

8. 科举制导致问题复杂化：科举制产生大量无实践能力的人，他们为了生存必须参与内斗。

最后，我们可以问谁在这八大原因中负主要责任？通过茅元仪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他屡次科举失败后另辟蹊径成为山人幕僚，这种现象在晚明到清朝幕府师爷成为社会现象，是因为科举制下的官员缺乏实践能力，便依赖那些有实际才能的人帮忙。在此背景下，每个官员一个幕府便是一个利益集团，以维持自身生存方式组成更广泛的集团，从而加剧了“党派之争”。任何团体都会表现出利益分配不均，如东林和阉黨之间亦是如此。

东林虽经常遭诽谤，其真相并不简单，有人才如孙承宗也有投降清朝者如钱谦益。东林从未掌控政权，只能任命首辅，那些支持东林的心灵则被误导着追随它。而另一方齐楚浙同样有这样的毛病。但即便如此，文人们往往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没有放弃战斗，即便是在极端困境中也不愿意抛开内部矛盾共同抵御威胁。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崇祯如何处理魏忠贤的问题。他不能像朱棣那样代表皇权恶性的力量，因为自己既不愿意也不擅长充当这一角色。这就是为什么他无法震慑住不同阵营，最终希望通过讲道理和悲情勾起大家忠君爱国的情感，但是这似乎只是空谈，在物欲驱动的大环境里，没有效果。这就是大明以及所有物质动物集体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