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的鼎盛时期，节度使制度被广泛推行，其实质是将边疆地区的行政权、铸币权和军事统领权赋予节度使。这种制度看似能提高地方效率，但其背后隐藏着深远的危机。尽管唐玄宗并非愚蠢之主，他却未能预见到这一制度最终导致安史之乱，这标志着大唐帝国衰败的一步。

首先，大唐帝国的庞大疆域难以一手遮天，不可能对每个角落进行全面控制。于是，便通过设立都护府或节度使镇来间接治理这些边陲地区。这确实促进了当地稳定和民族交流，但也带来了新问题，如复杂边疆与多民族混居引发的矛盾加剧。

为了维持对各族的统治，大唐必须设置更多接镇，这有利于当地行政便捷性，同时，当地节度使可以有效防范叛乱，提升地方行政效率。此外，长期战争与漫长补给线导致前线部队补给问题严重，因此设立守备堡垒及军民迁往边境进行军垦，以实现物资自给自足。

各地节度使协调后勤物资调动，并鼓励农垦开辟良田满足前线需求，还为中央政府提供巨额税收。在中央管控日渐弱时，节度使制度应运而生，它既满足了前线需，又保障了后勤补给。

然而，这种两面性的制度虽有好处，也存在缺点。在开元盛世期间，皇帝逐渐懈怠于朝政，而自己则沉迷奢侈享乐，从而影响国家整体风气，使得国力遭受极大消耗。年老失去精力的皇帝需要靠助手支持，而他所任命的人中不乏野心家，如安禄山，被授予河东、范阳、平卢三镇節度使职位，其下属兵力达20万，是大唐边界军队的一半左右。

府兵制早已濒临崩溃，所以设立越骑制以改变现状。但这项措施同样腐朽且短暂，只是由于帝国同时面临严重边患，他们不得不寻找其他方式维系战斗力，以保证帝国安全。因此，可以说，在探究为什么节度使能够在唐朝内部兴盛起来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它是一种双刃剑，一方面有效管理地方，一方面埋藏着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