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朝的统治之下，帝权的性质虽然一致，但各个朝代的建立方式却迥异。从秦帝国的崛起看，它是长期内忧外患、强者斗争后的结果。相比之下，晋、隋、唐、宋则是在旧政权内部由大贵族或军阀以反叛手段夺取政权。而元和清两朝，则是外来势力的入侵导致中原汉族政权瓦解，从而形成了异族统治。除了汉和明两个朝代，其余的都不是通过农民起义所建立，而是“匹夫起事”后逐渐成形。

汉和明两代具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这些新兴政权都是赤手空拳打下的，没有像其他王朝那样有固定的领导层。在这些国家诞生前，领袖人物的地位是在“起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不同于那些早已确定领导地位的统治集团，比如秦始皇灭六国，是商鞅变法之后六十年的结果；晋皇室司马氏自曹魏时期就已经形成威信；隋文帝灭周前在朝中已掌握大权；唐高祖和宋太祖都是军阀，他们早就实现了统一，而元清两朝更是以完整独立的异族政权取代了中原汉族政權。

其次，在天下未定之际群雄并起，“起事”的豪强共同组成了一个主从关系，并且内部存在着主从分化（后来演变为君臣关系）。许多成员都拥有巨大的功勋、军事实力及资本，即所谓“功高震主”。无论刘邦还是朱元璋，他们与其他成员之间维系着微妙的情感，就像是兄弟般，这种“君臣+伙伴”的关系，对于领袖构成了一种潜在挑战。

李自成集团和洪秀全集团也具备上述特征，最终覆灭正是由于这两个特征发作所致。当一个以这种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结束了征服天下的任务，它必须立即面对来自豪强内部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在这个阶段，如果不解决这一危机，那么谈论进一步发展便毫无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只有汉末初年才发生了大规模杀戮功臣的情况，如刘邦消除韩信等异姓王，或朱元璋稳扎稳打地消除李善长等一同“起事”的重臣。

这样的行为并不基于情感或道德问题，而是因为权力本身决定了一切。一旦出现可能威胁到自己位置的人物，即使那个人曾经与你并肩战斗，也难逃被铲除命运。这一点体现在所有历史上的帝王身上，无论他们愿意否认或者承认这一点。称兄道弟意味着平等，但这也是极其危险的一种关系，在患难时刻它能成为力量源泉，但当福祉共享时，它立刻变得对中央集権产生巨大的威胁，从而引发血流成河式的大屠杀。在这种情况下，更简单直接的是那种明确主仆关系，如曹操、李渊或赵匡胤麾下的集团，以此保持相安无事。

因此，任何一种形式的手段，只要能够保证家族独霸一切家族，便可分享至高无上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刘邦必须铲除所有可能威胁家族统治的人，以及朱元璋必须将所有关键职务交给自己的亲人。此方法既可以让别人的生命耗尽，同时也能确保真正掌控力量的人只限于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