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朝的统治之下，帝权的性质虽然一致，但各个朝代的建立方式却迥异。从秦帝国的崛起看，它是长期内忧外患、强者斗争最终形成的结果。而晋、隋、唐、宋则是由旧政权内部的大贵族或军阀通过反叛手段夺取了权力。元和清两朝，则是在外来强大军事力量入侵后，导致中原汉族政权瓦解，从而产生了异族统治。除了汉和明两朝，这两个国家都是通过农民起义长时间战争所创造，其中“匹夫起事”最终成就了国家。

汉和明这两个政治体有两大显著特征：第一，他们新生的政权完全是靠着原始力量打下来的，领导者的地位是在“起事”过程中逐步树立起来，而不是像其他王朝那样早已确定。在其他王朝，比如秦始皇灭六国需要商鞅变法后六十年的积累；晋室司马氏自曹魏时期司马懿开始就掌握了实力；隋文帝在灭周前已经在朝中独霸大权；唐高祖和宋太祖都是军阀，在成为统治者之前就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势力。而元和清两代更是以完整独立的异族政权取代了中原汉族政权。

第二点，汉和明初年天下的局面未定，群雄并起，“起事”的领袖与其追随者共同组成了一个豪强集团，这个集团内部存在主从关系，但许多成员都有重大贡献、军事实力以及资本，所以被称为“功高震主”。无论刘邦还是朱元璋，他们与其他成员之间既有君臣又似兄弟，这种“君臣+伙伴”的关系，对于领袖构成了绝对威严性的潜在挑战。

李自成集团及洪秀全集团同样具备上述特征，并且他们最后覆灭正是这些特征发作所致。在以汉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一旦结束天下的战斗，就必须渡过内部豪强团体间的权力斗争。首先要解决这个危机，然后才能谈论他人。这就是为什么只有汉末及明初曾发生大规模杀戮功臣的情形。刘邦用几年时间除掉韩信等多位异姓王，而朱元璋则稳扎稳打地逐渐消除李善长等一批同时参与“起事”的重臣直至临死前解决蓝玉这个问题。

韩信的话语：“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显示出他的感慨但也暴露出了其不必要的心态。他并不理解这是基于血缘而非道德问题。一旦涉及到个人利益，即使忠诚也会烟消云散。当面对一群富有战绩的人物时，即便朱元璋愿意以情感为基础，他也难以避免他们心中的阴谋，因为巨大的利益总能激发巨大的动力，只有人超越常规即可例外。但称兄道弟意味着平等，这是一种极端危险的情形，是困难时刻的事业支持者们联系紧密的时候，但当到了共享福祉的时候，它立刻变成了对中央集權的一种巨大威胁，最终可能引发流血事件。

相比之下，那些最初保持较为简单主从关系，如曹操、李渊或赵匡胤所领导的小团体，更易于维持安宁。此类家族化的大型帝国，其对于权力的认知，不基于公众信任，而基于血脉连接。如果没有共同流淌相同血液，不分享彼此的地位是不可能实现平衡状态。因此，“异姓王”必遭刘邦铲除，而徐达这样的将领亦不能容忍于朱元璋试图巩固自己的家族统治唯一方法就是让他人的鲜血涂抹干净，或彻底消除所有可能威胁家族统治的人士，再确保所有关键职务落入亲属手中。这就是历史上的最大规律：为了维护家族专制，使别人的生命牺牲，以此保证自己家门安全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