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由我选去哪个朝代当官，我想来想去，还是选魏晋南北朝。按理说，宋朝是最好的，宋朝最优待文官，但是，在宋朝不能犯事。状元郎陈世美当上了皇帝的乘龙快婿，包公说铡了也就铡了；一代文才苏轼，投放到牢房里弄得死去活来；还有如“夕贬潮阳路八千”的事情，简直像炒一碟小菜。其他朝代看来也不错，但是，常常挨板子，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可不是好玩的。魏晋南北朝当然也不是很完美，比如战乱时期多于安稳日子，但是当官还是蛮好的，再战乱，当官的首先还是有保障的。单就官员犯事后得到的处分，你就会真切地感觉到：这时期皇恩浩荡啊。

按照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幸福感定义：没有广大群众的穷苦就不能体现少数精英的幸福。在魏晋南北朝，这恰如斯言啊。在这时节，只要你守住了“不反皇帝”的底线，那么，你爱干什么你就可以干什么。“违纪”的事情干了，一点事也没有，“犯法”的事情干了呢，也没什么事情。如果犯了前朝与后代规定的大罪，即使坚持绝食三天，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比如秦始皇发明了一种叫做“连坐”的法，一人犯错，不但全家遭殃，而且全村都得遭殃。这条法律中，没有规定村里的世族该连坐，也没有规定不该连坐。在往昔，那都是“有福不同享，有罪即同当”的时候到了这个时代，每个家族长期都是超然于法律之外，不在其律之中。而据说这个问题曾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因此刘宋高层对此进行调研和研究，最终结论是：世族犯罪庶民必须连坐，而庶民犯罪世族可以不连坐。一旦犯罪非常严重，那么士大夫可以让奴婢顶替，以示负责、表明以法治国。

在南北 朝政权下，当官者的妙处还不仅如此，还有一点特别令人难忘。那就是他们对待立案标准并不严格，他们认为2000元只是一个底限，对于更大的金额，他们从未设过具体限制。此外，他们对于刑侦手段采用一种特别好玩的手段，即测量立法。当一个官员被指控贪污或渎职等罪行，他会被推到高一尺的小土垛上罚站两次，每次7刻（相当于几个小时）。完成一次罚站任务之后，可以休息3至5天，然后再审问。此外，如果他闭口拒答，就可免除刑罚。

对于一般干部来说，上述方式已经足够，但对于更高级别的人物，如刺史府中的高级别人物，则采取断食逼供策略，即将嫌疑人关入黑屋，无给饭吃，只能喝粥。但只要他能够坚持1000刻以上，并且保持沉默，就可能无罪释放。而关键在于是否抗拒或坦白。如果坦白，则无需再审；如果抗拒，则视为忠诚可嘉，可以继续担任公职。

总而言之，在那个时代，当上公务员意味着进入了一片自由王国，只要你守住底线，就是君主的一名臣子。你喜欢怎么做？那就是怎么做。你喜欢偷窃？那就是偷窃。你喜欢私吞公款？那就是私吞公款。但只要你愿意接受惩罚，无论你的行为如何，都不会受到太大的打击，因为那个时代真正重要的是忠诚和顺从，而非行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