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皇帝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其权力无疑是空前绝后的。但即便如此，中国古代对于皇帝的权力也并非没有限制。这些限制主要体现在宪法、礼仪以及传统文化等方面。

首先，从宪法角度来看，古代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但有一些基本原则和制度用以约束皇帝的行为。例如，在《周礼》中就明确指出了君主应该遵循的一系列规则，如“天子不越时而行事”，即君主必须遵循自然界和时间顺序来进行决策。这一点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顺应自然”观念，也为后来的法律规范奠定了基础。

其次，从礼仪角度来说，宫廷生活严格按照一套复杂且严谨的礼节运行，这些礼节同样为控制皇帝行为提供了一种手段。在宫廷中，每个官员都有自己的职责范围，不得越位干预他人的事务，即使是最尊贵的人物也不例外。此外，对于大臣提出的意见或建议，有时还会经过层层审查，以防止过激或错误的声音影响到政策制定过程。

再者，从文化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典籍对君王应有的品质与行为进行了详尽描绘，如《孟子·梁惠王下》的“仁政”，强调领导者应当以仁爱之心去待人接物，而不是凭借威胁与暴力。这样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暴政的手段，使得一些拥有野心却又温文尔雅的大臣能够通过书面作品间接地影响朝政。

此外，还有一种隐性力量，那就是人们的心理压迫。当一个地区发生动乱或者民众不满的情况，无论如何都会被传达给中央政府，最终可能会引起政策调整甚至更换朝代。这一过程虽然无法直接将具体责任归咎于某个官员，但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一种平衡，让那些想要独揽大权的人不能太过自信，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做出的决定是否符合国情、民意都是公开透明的，并且随时都可能受到考验。

然而，这些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有效监督机制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相互牵扯，大量的问题仍然难以得到妥善解决。而当局势紧张到极点，比如战乱频繁或者经济危机重重，那么原本设定的规矩往往变得无关紧要，只有实力的掌握才是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在理论上存在着许多限制，但实际操作中仍旧难免出现滥用公权力的现象。

总结来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里，尽管不存在像现代国家那样精细化的地方法律体系，但是通过各种形式（如政治、文化等）建立起来的一系列规则和习惯，却形成了一种自我约束机制，使得即便是具有绝对权力的皇帝也不敢轻易违背这些底线。这种既保留了必要合适权限，又避免滥用特权，是中华文明长期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要注意的是，这种方式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问题，它们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作用，并因此产生多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