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悠久历史长河中，文人为国尽忠、舍身以死的情景屡见不鲜。然而，这一传统在不同朝代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和深度。在清朝末年，尽管王朝即将画上句号，但对于许多文人来说，选择是否效忠已成了一种复杂的心理斗争。

清朝是由满洲族建立的一个异族王朝，在其谢幕之时，没有像其他许多王朝那样，有显赫的臣子或大臣为了民族、国家而自杀。《清史稿》记载了八位为爱新觉罗朝舍命亡身的人，其中包括张传楷、孙方楷、王乘龙等，他们的行为虽然值得尊敬，但也只能算得上是极少数。

这种现象引发了人们对当时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思考。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当元末明初实行科举制度后，即便是进士出身，也有不乏殉节者。这表明外来统治者治下的元末清末，虽然也有殉难者，但数量远不如汉族读书人多。

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还有一些文人选择了以死明志。梁济和王国维，他们不是翰林，也不是学士，却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清廷尽最后一份忠诚。这两位文人的选择地点和方式，都无法令人振奋，其死亡时间也似乎太晚，大有黄花菜已凉之感。

这些遗老们编撰的《清史稿》，还是给梁济和王国维留下了几行记载，将他们定性为殉国之士，这样的点缀让我们更能理解那些曾经坚守到最后的人们的心情。

但最终，我们必须承认，只有江山社稷才值得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而这也是为什么宋末出现了最壮烈的殉难场面。在崖山之战之后，与南宋皇帝共同赴海自尽的人数达到十万以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惨痛场面，是一个从未有人想象过的情景。

宋代之前诸多 朝代，对于改朝换代都持一种平常心，而直至宋时代，士大夫才开始重视节义这一价值观念。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儒学昌明，使得人们相互依赖于礼义，不忍心背叛。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诗》、《书》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了整个社会，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些被埋藏在历史深处的声音与行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的节烈观：只有国家、民族、江山社稷，才值得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而历代殉国者的最高峰，便是那充满英雄气概与悲壮色彩的南宋时代，那里的每一个人，无论身份如何，都坚守着对国家的一片热爱，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着“宁折不弯”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