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改造后的儒学成为了整个封建社会乃至汉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在于武帝时期设立五经博士，但这一举措是否意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它是否真正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需要深入讨论。

钱穆分析博士制度演变时指出，古代学术界分野，无比于官学与家言之别……王官学掌握史书，百家言主诸子，其势盛而上浮，与王官史书割席分尊，因此有所谓博士。故博士者，以家言上抗官学渐自跻于官学之尊之一职也。诗书六艺初掌王官，而家学兴实本焉。百家莫先儒墨，儒墨著书皆原本诗书，所以诗书者，是王 官藉下流民间而渐自泯于家言之间者[1]。

如果接受钱穆观点，即认为六艺与诸子的区别为私学与公 学之分，那么我们对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行为将有新的理解。这一行为反映了通过高度专权以结束诸侯割据形势的需要。然而，这一举措本意不一定是崇尚儒术，更可能是在尊重皇权，因为武帝虽罢黜《孟子》等多个“百家的”教授，却仍保留《诗》、《書》、《禮》、《易》、《春秋》（即六艺）教授。这表明，在汉人心目中，六艺并不代表儒 家，而是代表官方教育体系。而且，《七略》的编纂者刘向父子，将六艺和非传统文人的知识分为两类。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钱穆说：“然则武帝立五经博士，不仅尊崇六艺，而且并未完全支持 儒术……但由于这些典籍主要由士大夫学习，所以后世便混淆不明。”[2]

这番说法确有其说服力和可信度。首先，从中央集权角度看，武帝时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中央集权，其中包括建立五经博士制度——这是加强中央集权文化政策的一部分，并且增强了士大夫对于皇权忠诚。此外，这种解释也充分地说明了当时政策上的内在矛盾，即“理想中的‘政治正义’（如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理论）与实际政治操作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我们认为武帝设立五经博士的目的更多体现在维护和增强皇权方面，而非单纯推崇儒教。

作为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 儒教，它们自动调整自己的思想倾向，使其能够服务现实需求。这一调整首先体现在迎合上。一开始得宠的是春秋公羊派，他们占据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因为《公羊传》的内容符合当时国家需要，如宣扬“大一统”，如元年春季称作“正月”的开篇句：“元年春，有王正月。”这里解释道：“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接着，对宗教仪式进行改革，如封禅、郊祀、明堂等活动，由原来的无效变成了有效实践。此前缺乏适用性的礼仪系统，被董仲舒所补全，他提供了一套神圣依据，从理想化到实际应用转变。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天地相互影响的心理理论——天人感应，并以此作为灾异祥瑞判断标准，为该时代培养出能干政的人才。此后，一些代表人物，如仓渝、大戴等，则发展出了礼仪哲学，并将其应用到各项宗教活动中，从而形成了两个流派：灾异见长的一派和礼仪专擅的一派。但随着这些变化及发展，大量偏离先秦原始情境发生，比如产生阴阳五行宇宙图式、神秘化宇宙观念等。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汉以今文经师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具有显著特征：神化（借助于天意），方技（利用阴阳五行），以及庸俗化（追求功利）。为了使自己理论获得最高统治者的认可，该领域必须借助于某种超自然力量——即天命或道德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道”被赋予人类伦理价值，即仁、义、礼、智、信三纲 五常，被视作世界秩序之源泉，用以指导人们如何生活以及如何治国平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