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朝是否存在＂洪武之治”，史学界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所谓的“洪武之治”

一种观点认为，明朝历史确实出现过”洪武之治”，因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1368－1398年）曾经有过一段盛世。由于明太祖统治期间以洪武作为年号，朱元璋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洪武之治”。

实行改革吏治：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就着手改革吏治，他首先废除行中书省，设

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

大力发展经济：朱元璋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生产的措施，使得明朝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民户达1605万户，人口达6054万人，垦地面积达850万顷，为明朝后世的经济发展打下极为牢固的基础。

重视文化教育：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诏令天下立社学，府、州、县每五十家要设社学一所，用于招收八到十五岁的民间儿童入学。儿童入学后先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然后学习经、史、历、算等知识，同时必须兼读《御制大诰》、明朝律令，另外还要讲习社会之礼。

但由于太祖本人文化水平不高，而将许多自己所厌恶的语句（如”民贵君轻”）一一删去。而明科举之八股文亦是呆板之至。整体而言，洪武年间文化教育虽不若唐宋之风，但对于元末之文化衰退而言，朱元璋之功亦不可小觑。

强化对外军事：为了彻底解决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洪武帝从明朝建立开始就不断北伐。洪武二年（1369年），明军追击北元残余势力，俘虏丞相脱火赤以下一万余人，北元皇帝逃到漠北几百里外。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再次北伐，于沈欲口大破元军主力王保保，俘虏文济王以及国公阎思孝、虎林赤、察罕不花、韩扎儿等十万余人。

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军越过长城，轻骑雪夜奔驰，偷袭元军大寨，最后在蒙古捕鱼儿海大败元军，俘虏北元残余势力八万人。蒙古从此一蹶不振，为鞑靼、瓦刺、兀良哈三大部。

正是这些举措，使得明朝伊始就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为什么说“洪武之治”不存在

另种观点认为，朱元璋为人残忍忮刻，疑心太重，杀人过滥，几乎应了元代郑廷玉的词所写那般：“闲时故把忠臣慢，差时不听忠臣谏，危时却要忠臣干。”导致了君臣心不齐、官民心不聚，要想真正”从乱到治”绝非易事。

朱元璋虽为中央集权之需，以明初四大案血洗朝廷，其破坏程度不仅当时震惊朝野，也为后世之不齿。文官系统和武将系统被清洗，宰相遭罢，中央政府破坏不堪，在应对地方藩王所发起的“靖难之变”的能力都没有的情况下，妄谈”洪武之治”，显然其客观性现实性很是存疑。

黄宗義在《明夷待访录》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这也并非毫无道理之说。

出身寒微、放过牛、当过和尚的朱元璋，确实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纵横捭阖，力挫群雄，终于平定四海，统一宇内。但也正因为他出身草根缘故，心胸狭窄。

故天下底定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那些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文臣宿将自然都爵高位显，权尊势重。朱元璋害怕这些人功高震主，于是有计划地屠戮功臣，大有不赶尽杀绝决不停手之势。

宰相胡惟庸”谋反”一案，先后有3万余人罹难被杀；蓝玉”谋反”一案，又有1.5万人丢了性命。平心而论，胡惟庸身为宰辅，已位极人臣，他怎敢觊觎天子宝座？蓝玉不过一赳赳武夫，恃势凌人则有之，要夺大明江山，证据显然不足。更何况他们不在干戈纷扰时谋反，却在天下一统之后算逆，天下岂有如此笨伯哉？

甚至朱元璋的亲侄朱文正、外甥李文忠都死在他的屠刀之下。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幕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

对于手无寸铁的儒士，朱元璋也刻意防范。为了侦察别人隐私，他设立了锦衣卫。莘莘士子的举手投足，都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

这两种说法其实是都对也都不对。说对，是指无论哪种说法都摆出了事实，都言明了。说不对，是指二者都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一个方面，忽视或忘记了另一面。

朱元璋即位之初，确实施展了他的雄才大略，并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重视军事，关注民生，使得整个明洪武时期（１3６８—１３９8年），“百姓充实，府库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大兴屯田，“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明史食货志》）。

后来能得到清康熙帝嘉其“治隆唐宋”，也是实至名归，不属谬赞。但朱元璋在治国期间，也确实出现了许多政策失误、决策失败之处，一定程度伤害或破坏了大好的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的局面，让期望中的“洪武之治”迟迟未能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