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的历史故事中，党派之争的迷雾笼罩着整个时代。崇祯帝为何无法继承魏忠贤的权力？探究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八大原因。

首先，晚明时期正处在物质金钱评价代替儒家三纲五常秩序的新旧交替时代，“忠君爱国”被推翻，但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新时代秩序评价标准”。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畸形发展，每个人群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人性稳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差不多，因此，只要有人性就会有为了利益而争斗。

其次，由于选官问题的人太多，但职位太少，再加上科考只考思想知识，没有实践经验，这导致官员需做表面功夫、博取关系才能做官长久高位。地域关系和师生之谊等传统学术继续流行，但晚明出现了更多新的利益代言人，如官商家族、高利贷走私经济等，这些因素共同推高了“党派”的形成。

再者，“党争”存在一定合理性：想救国就得有权力。许多人对权力斗争表示认可，因为要干事儿必须有权力，就会产生权力斗争。在复杂的问题下，有多种应对策略，要让战略获得实施，就需要“争”，但这要求有一定的底线，而晚明时期因为新旧交替，没有设定底线，所以“党争”无边界。

此外，大道天理与君权神授这样的高尚理念，让每个方认为自己代表正义；文人的话语正当性使用空洞词汇展现德行，加上儒家影响最重，因此各派都有自然拥护者；阉党虽然劣势但紧握军权代理招牌，对竞争更频繁无理化激发文人的反抗。

传统文化封闭导致参与内斗的人只知内斗不顾最危险事情，即使忠君为国也需保证生存，然后才能获得理念成功。科举制导致大量无实践能力的人参与内斗，为求生存只能加入矛盾，不愿暂时抛弃矛盾一致对外。但是外部环境是否给予机会决定一切。

最后，由于科举制下的官员缺乏实践能力，他们需要依靠实践人才帮忙，文人官方短板越来越多，只能组成各种师爷集团，加剧了“党争”。

总结来说，在这些原因中，“党争”的责任最大的是那些没有控制政权却投身其中的人们，他们往往是书生的误国。而东林和阉党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但天启七年朱由检登基后风云突变。当皇权不再青睐魏忠贤，他便成为众多敌人的对象。而崇祯不能代表皇權恶性的代表，也不愿意充当，那么他如何震慑住各派？希望通过讲道理讲悲情勾起他们忠君爱国心，却发现即使亲王也不抵挡几千两银子，更何况臣子。这就是大明悲哀，是物质动物集体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