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代，地方的实际情况——人户、田土、物价——几乎无法深入了解。晚明时期，这个国家的商业经济虽然发展了一些，但与宋代相比，它仍然显得迟缓，被誉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但即便如此，晚明在商业化方面还是远远落后于那位鼎盛时期的北宋。整个明朝，“铸钱当不出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币量。这意味着尽管时间流逝，但这个国家在这方面的实力并未显著提升。

政府试图摒弃商业化管理的手段，将社会组织简化至极限，但面对日益复杂的事务，他们却找不到合适的技术手段来处理问题。于是，他们将所有问题都推向道德伦理领域，用简单而又强硬的情感信条如尊卑、长幼、男女来解决一切，以此取代法律。整个帝国变得文人味十足，处处以道德伦理自诩，这种以道德为基础的社会，其虚伪和不切实际程度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巅峰。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说这是由于全面放弃了技术，而用道德替代法律所导致的一系列后果。这正是明朝全面拒绝技术，以道德为王权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