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统治下的元朝，他们将人划分为等级，汉人地位显得低下。儒家出仕思想主导的汉人社会中，士农工商各有其重要地位，但读书人的位置却似乎并不高。然而，“九儒十丐”这一说法是否真实反映了元代读书人的低下地位？我们需要探究这段历史。

首先，我们要了解“九儒十丐”的来源。这个说法来自两位南宋遗民谢枋得和郑思肖的著作。在《谢叠山集》卷二《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和郑思肖的《心史》中，这一概念被提及。但是，这两个作者都是在宋末流亡到元朝之后才写作的，因此他们对元代的情况可能并不完全了解。此外，这两部作品都具有明显的反对元朝倾向，因此它们提供的信息可能带有偏见。

更进一步分析这些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谢枋得在他的作品中并没有直接提到“九儒十丐”作为一个定制，而是一种戏谑性的比喻。而关于郑思肖所著《心史》的真伪，则存在着大量争议。这本书据说是在明崇祯年间从水井里被发现，有人认为它是沉于1283年后竟然能完好无损，是一种神奇现象。但许多学者认为这本书是明末伪造出来的一份材料，因为其中包含了很多不符合事实的情节，如袁枚就指出了其中的一些荒唐之处。

除了这些文献之外，还有一种看法：根据元代户籍制度，将全国居民划分为诸色户计，并未证实存在“九儒十丐”的制度。在实际生活中，读书人的职业身份与其他百姓相似，没有特别的地位低下。

那么，为何会有人认为元朝读书人的地位非常低呢？这是因为，在蒙古皇帝眼里，他们既不重视学习，也不尊重学习者，更别提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不过，即便如此，蒙古帝国也容忍了知识分子——以一种完全漠视他们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觉得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极其微小，因为科举制度变得不那么重要，对于当官而言，不再是唯一途径。而且，由于蒙古贵族文化和信仰系统与传统士大夫文化相去甚远，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阶层失去了过去的地位和影响力。

然而，如果我们审视整个历史，那么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文学文化仍然蓬勃发展，《西厢记》、《琵琶行》等经典文学作品依旧诞生，它们对于那些遭受苦难的人民群众的心声进行了表达。不论是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文字，就总有人用来记录、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从而留下的痕迹，以供后世研究与推敲。如果把所有这些放在一起来看待，那么关于“九儒十丐”以及元朝读书人地位的问题，或许只是一个历史事件中的一个细节，而不是决定性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