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统治下的元朝，他们将人划分为等级，汉人的地位显得低下。儒家思想主导的士农工商阶层中，读书人原本地位较高。但是，“九儒十丐”之说却指出他们的地位竟然如此低微？

首先，我们来探讨“九儒十丐”的概念。这一说法来自南宋遗民谢枋得和郑思肖的著作。在《谢叠山集》和《心史》中，这两位作者提到了这一称呼，但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谢枋得（1226-1289），字君实，号叠山，是一名抗元英雄。他曾率军抵抗元兵，但在宋亡之后，他拒绝了多次由元廷发出的徵召。直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强迫他前往大都时，谢枋得才决定绝食殉节。

郑思肖（1241-1318或1238-1315），原名不详，是一名南宋诸生。在宋亡后，他因对故国怀念而改名为思肖。他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他对反抗蒙古统治的决心：他坐着必向南方祈祷，对北方的声音感到恐惧，不愿与外来的异族交往。

然而，由于这两个人都是反对元朝的人，其所著述内容可能带有明显的偏见。此外，由于他们分别死于元初期，没有机会了解后期社会的情况，因此只能基于这些立场进行分析，而不能确定其言论是否完全准确。

《谢叠山集》中的描述并未提到“九儒十丐”是元代定制，而是将其视为戏谑之语。而《心史》的可信度则更受质疑。这部书是在明崇祯十一年被发现，它自称沉水365年的铁匣内完好无损，这种情况令人难以置信。此外，该书中的一些描述，如袁枚所指出的那样，有很多错误和荒唐之处，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伪造出来的文献。

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考察其他资料来验证这一说法。不过，从历史记录看来，实际上在蒙古人的制度下，并没有证据表明读书人地位特别低下。相反，他们依旧能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也享有相应的地位权利。

总结来说，即使在蒙古统治下的困境中，一部分知识分子虽然遭遇了压抑，但整个社会对于文化和教育的态度并非全然消极。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认为“九儒十丐”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讽刺或者误解，用以形容当时读书人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