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迅速地不得人心，这才是真正的悲剧。中国历代王朝，在其画上句号时，总有遗老孤忠、文人学士等为之身殉，演出一番壮烈。但在清朝，反响实在寂寥。按道理，这样一个统治中国近300年的异族王朝，在其谢幕之时，总该有几位运筹帷幄的决策之士、执掌国政的机枢之流与国同难才是。但翻遍历史，却不见一个王爷或大臣为之上吊服毒；没有一个都督或总兵为之举枪饮弹。

《清史稿》最后一章《忠义十》里记录的，也只有直隶青县诸生张传楷、山东益都人孙方楷、福建龙溪人王乘龙、江苏江阴人赵彝鼎、江苏高淳诸生施伟等，区区八人，是可怜得很。这其中最堪玩味者，一无天子脚下之人才为爱新觉罗朝舍命亡身；二，没有满洲人的后裔，为祖先的江山变色痛不欲生。难道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果然养尊处优以致百无一用，而假作痴呆？

这便是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中指出的：“元代不重儒术，延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一。”在赵翼抄录的殉难者名单中，全是汉族读书人的名字。

尽管如此，还有一些主演这出“末日节烈大戏”的挑大梁者。一位即使不是翰林也非学士的人物——梁济，以死效忠大清王朝，其选择了北京西城积水潭，不留下壮烈的一片叶子；另一位也是这样一个人——王国维，以颐和园昆明湖自尽，与屈原投汨罗江，如老舍跳太平湖，都让人们感叹中国文人的无奈。

他们选择死亡时间也不免太晚，大有黄花菜已凉的情形。大凡国家灭亡时殉国，小京城破陷时殉国，对抗新政权而拒降于旧皇帝手下还要死去，更不要说复辟失败就更应牺牲生命了。而二位文士各自去世年份，一位1918年，一位1927年，那时候已经过去了六七年，有点如黄花菜已凉般失去了意义。不过，《清史稿》还是给二人留下了一些文字，将两位定性为殉国之士，让历史上的这些忠义人物至少能得到一点点纪念吧！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想，这里面既包括了梁济和王国维对自己的谨慎行事，以及考虑到效忠的大众眼光，也包括了一种对于新时代未来的绝望，以及一些无法言说的个人烦恼。我猜测，他们可能也曾怀疑过是否应该早点做出决定，但最终走向这一步，并不是完全为了最初那份以死明志的情绪，而是一种面对新的局面后的彻底绝望，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苟活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也许觉得，只剩一种方式可以解脱自己。

只有江山社稷才值得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之一往无前

明末，就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事态了。当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当朱由检知道自己完蛋的时候，他选择在煤山自缢身亡。那时候，无数的人痛哭失声，无数的人因为悲愤而无法安宁，无数的人仓促逃离，无数的人为了国家而献出了生命，那个巨大的京城变成了一个荒废的地方，那个地方充满了哀伤和死亡。

宋末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当公元1279年的3月14日，大宋帝国终于走到了它覆灭的一天，当南宋最后一任皇帝赵昺带着他的小队伍逃到海边，被元军包围并被迫跳海 Selbstmord 的事件发生。这场战役后，有超过10万名随从跟随着这个小皇帝一起结束生命，“（陆）秀夫先驱其妻子入海，然后负帝同溺”，这是什么样的惨状！这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是一种恐怖，它超越了人类能够承受的地球尺度，是一种文化灾难，是一种民族灾祸，是一种精神熬煎，让我们深刻理解：只有国家、民族才能让我们保持勇敢与坚持，只有社会才能让我们的信仰得到体现，只有文化才能让我们的精神得以传承。在那个艰苦卓绝的时候，有多少英雄豪杰们为了救赎国家而献上了他们宝贵的一切?

正如陈邦瞻撰写于当时的情景那样：“（张）世杰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军中旋谋遁去。（陆）秀夫恐来舟不得免，又虑为敌兵所卖，或被俘辱，因执不肯从云：‘吾君且待此间，则必杀我矣，此乃臣职耳’”。他将这个消息告诉给那弱小但坚定的少年皇帝：“陛下若今日弃我，则陛下的威严亦将尽失矣，我虽微臣，但愿陛下去之前，我必竭尽全力！”然后，他抱起那个孩子像抱儿童一样，把他推入波涛汹涌的小船里，说：“你必须保护好你的家业。”

最终，小船漂泊开去，小船中的所有幸存人员全部沉没，而那些尸体漂浮回来了。这就是历史上最残�agas, 最血腥, 最英烈, 最令人动容的一段传奇。而当所有这些事情已经成为过去，最终却只剩下来看那些浮尸漂泊回来的残骚，最终只能确认一切都结束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真的明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吗？我们真的明白作为现代社会成员，我们应该如何行动，以确保我们的未来不会再次经历类似的悲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