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治通鉴》记载，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汉武帝封禅泰山后，曾对众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随后在田千秋的建议下斥退方士。六月，提拔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此外，又因为桑弘羊等人上奏请求在轮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屯田，遂下《轮台诏》表明态度。

但也有学者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所为狂悖”等语出自《汉武故事》一书，不可据信。另外，《汉书》将拔擢田千秋为丞相之事系于《轮台诏》下达之后，也与《资治通鉴》有所不同。

评价争议

路线转向说

《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在征和四年（前89年）罢遣方士，并于其后下《轮台诏》，否决大臣呈上的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不少古今学人根据此段记载，主张这些措施意味着汉武帝晚年改变了他的施政方针，从此武帝一朝停止对外征伐，转向“守文”。例如，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1930年代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汉武帝晚年发布的轮台诏，体现了其治国路线的转变，正是依赖这一转变，使得已经动荡的西汉王朝得以保全。其后，中国学者唐长孺述及相关问题，亦持有同样看法。

采取这种看法的研究中，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最深的是田余庆发表于1980年代中期的《论轮台诏》一文。该文探究武帝晚年内外形势，论及武帝、太子集团矛盾，更系统地论述说，汉武帝刘彻在其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取向，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转向所谓守文，从而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这一重大论断，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产生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影响。

权宜之变说

有观点认为，《轮台诏》是武帝针对西域有关具体问题尤其是轮台屯垦一事做出回答的诏书。在诏书中，武帝没有表现出对过去穷兵黩武的悔悟，也没有反思自己一生过失，与罪己诏的差别很大。同时，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也并没有从穷兵黩武转变为“守文”。

这方面的观点，古已有之。例如宋人王应麟在总结昭、宣二帝时期汉朝的状况时即讲到：“昭帝幼，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武帝用法之深，霍光因而不革，绳下益峻。……宣帝好观《申子·君臣篇》，所用多文法吏，忠厚之泽斩焉。……以刑名绳下，以法律为《诗》《书》，帝之治体可见。”

在田余庆《论轮台诏》发表后，仍有学者认为“汉武帝仅从伐车师、苦边卒两个方面作了很不彻底的罪己监察”。师从田余庆的陈苏镇也指出：“《汉书·西域传》夸大了武帝悔过的内容，夸大了轮台诏的意义，也夸大了由此引起的历史转折的幅度。”辛德勇于2014年发表论文《汉武帝晚年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后又扩充为《制造汉武帝》一书及增订本，除对《轮台诏》和汉武帝晚年政策详加论述外，还扩及巫蛊之祸等，认为幡然醒悟、洗心革面的晚年刘彻形象是经过司马光有意塑造的。他的相关论述引起较大反响，支持与反对的意见同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