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沈，字处道，太原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人。生年不详，卒于晋泰始二年(266年)。是魏晋著名的才子，家和史学家。 曹魏司马氏专权时，王沈在大将军曹爽的门下做事，为中书门下侍郎。魏正始十年(249年)，曹爽被司马懿杀害，王沈也就被免职。后又被起用为侍中等职。与著名学者荀顗，阮籍共同主编《魏书》。 时魏帝曹髦，好学而有文才，常召王沈、裴秀等论学，称王沈为文籍先生，裴秀为儒林文人，关系甚好。魏甘露十年(260年)，年仅20年的曹髦，企图消灭司马氏专权，秘密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大臣共商此事。王经认为，司马氏集团集仅日久，应慎重考虑。王沈与王业则密告司马昭。结果曹髦失败被杀，王沈因告密有功，被封为安平侯，食邑二千户。对此，史书评论说： “沈既不忠于主，其为众论所非。”其实，这是王沈一贯的观点，他认为曹魏政权，早己空有其名，应该名符其实的得到转变，他并为此做过许多努力。主沈“以才望，显名为世，是以创业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贺秀等，皆与沈谘谋矣。”现在看来，王沈不拘泥于古礼的束缚， 顺应历史发展，他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思想解放的表现，而“众论所非”是不对的。 王沈在晋王朝受到重用，出任尚书加散骑常侍，晋为县公。正当王沈被委以重任之时，他却去世了。晋王朝为追念他的功绩，于晋咸宁年间(275—280年)被追封为郡公。 王沈是一代名流学者，著述甚多，但大都散失。他有《王处道集》，亦称《王沈集》，共5卷，巳佚。《全晋文》中辑有14篇，以及若干语录。还散见在《太平御览》之中。他还著有《魏书》48卷，已佚，但在史学中有重要影响。 王沈一生很有抱负。他在仕途历程上还是比较顺利，无论在魏末和晋初，都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被委以要职，而身居高位，并在上有所建树。王沈在上的主要贡献有两点，—是为国家的统一而努力，二是为民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王沈生逢三国鼎立的时代，但他一直为统—中国而努力。王沈出仕魏国，实际魏国大权在司马氏手中，他时任尚书，并出监豫州诸军事，为奋武将军，豫州刺史。在任职期间，他曾提出一系列革除旧弊的施政措施，并贯彻执行，政绩十分显著。后又任都督江北诸军事，魏国晋封他为博陵侯。魏景元年间，魏兴兵征伐蜀汉， “平蜀之役， 吴出，声为救蜀，振荡边境。沈镇御有方，寇闻而退。转镇南将军。”在魏景元四年(263年)，蜀汉帝刘禅降魏，汉亡，三国鼎立的局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种中国历史趋于统一的进程中，王沈在侧翼拒吴有力，阻止了吴蜀联合，加速了统一的进程。翌年，司马昭自己晋爵为晋王，王沈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守尚书令。 魏晋之际玄学盛行，学界政界虚无清谈成风，上层官员均以不视事为高尚。王沈身为学界名流、政界要员，但他不仅视事，而且十分认真。王沈在出监豫州时曾说： “若能举遗逸于林薮，黜奸佞于州国，陈长吏之可否，说百姓之所患，兴利除害，损益昭然者，给谷五百斛。若达一至之言，说刺史得失，朝政宽猛，令刚柔得适者，给谷千斛。谓余不信，明如皎日。”王沈这番言论，追求政策方面的宽猛相济、刚柔得失的主张，含有一定的人民性，虽具有理想色彩，后来也因无法推行而明令取消，但他探求“善政”的思索是很有意义的。同时，王沈为官以来，廉洁奉公，他死后司马昭追思他的功勋中曾说： “沈素清俭，不谋产业。”所以他敢倡“善政”之言。 王沈少年时便很有文才，进入仕途后，仍以其才望，显名于当世，成为一代社会名流，在当时很有影响。现从史籍及其遗文考察，他对学术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史学方面。他在史学方面，由于其著作大都遗失，看不到其全貌，还缺乏史论体系。但他在史学方面有两点成就，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点是他著述了一部《魏书》；一点是他在吏论中持非正统的观点。 王沈所著的《魏书》，原准备与荀顗、韦诞，应璩、阮籍，孙傅玄等共同撰写，后来他独立成书，记三国时曹魏史事。但王沈的《魏书》与龟豢的《魏略》，则是陈寿为撰写《三国志》之《魏志》的主要参考资料。王沈原书有些文字是秉承司马懿京旨而为的，陈寿又为晋臣，不敢擅改原文，因此他所写的《魏志》多有失实之处。陈寿辞世百年之后，裴松之为其《三国志》作注，注中大量引用了王沈《魏书》的资料，就以《武帝纪》，即曹操传而言，引用之文即达37条之多，其中最长的一条达千字以上，全书中引文最长的一条近2000字。这些事实说明，王沈的《魏书》，对陈寿《三国志·魏志》反裴松之《三国志·魏书注》之成书，都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王沈在史学方面有独到见解。他虽然对黄巾军贬称为“贼”，但却敢于记载其致曹操书曰： “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并说黄巾军“兵皆精悍”，使得曹操“举军皆惧”。这些记载都是不易之笔。他写《魏书》时，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时，他对司马氏的叙述，虽因迫于压力，有曲笔之举，但他就在此时，既不以汉刘之统为准，也不回避司马氏之嫌，直言曹操伟大，推崇可谓备至，他认为曹操是军事家， “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致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又说曹操是位文学家，“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主管弦，皆成乐章。”还说他“知人善察”，“与群下共之”， “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等等，—言以蔽之，曹操是个“才力绝人”之士。王沈对曹操的评价，不仪不避晋王朝统治者的猜疑，而且比那些占主流的扬蜀抑魏的史家更忠实于历史，其反正统吏学观念的意义就更为重大了。 王沈一生的活动及其思想观点，是重视革新，赞扬社会改革；重视辩证思维，提倡对事物进行具体研究，这对社会的发展、思想文化的进步，都起了积极而有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