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朝的统治之下，尽管帝权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每个朝代的建立方式各不相同。从秦帝国的诞生看，它是长期内忧外患、强者崛起后所形成的结果。而晋、隋、唐、宋等朝代，则是由旧政权内部的大贵族或军阀以反叛手段夺得权力。元和清两朝则是在中原汉族政权被外部强大军事力量侵略后形成的异族统治。除了汉和明两个朝代，其余所有其他朝代都是通过农民起义长期战争而成，这种国家也是由“匹夫”发起而建。

汉和明这两种政权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新政权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力量打下来的，不像其它各个时代统治集团领导人的地位早已确定。在秦始皇消灭六国之前，他需要经过商鞅变法六十年后的努力；晋室司马氏早在曹魏时期就已经有了威势；隋文帝在灭亡周国前就在政治上已经掌握了大权；唐高祖和宋太祖都是当初作为军阀崛起并最终一统天下的领袖。而元和清两朝更是以完整独立的地理疆域取代了中原汉族政权。

第二点，汉和明时期，当天下未定之际群雄并起，“造反”的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豪门集团内部存在着主从关系（后来演变为君臣关系），但许多成员都拥有重大功勋、军事实力及资本。这就是所谓“功高震主”。无论刘邦还是朱元璋，他们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既复杂又微妙，就像是主人与仆人，同时又像是兄弟间的情谊，这种“君臣伙伴”的关系，对于领袖们来说意味着绝对控制力的潜在挑战。

李自成集团以及洪秀全集团同样具备这些特征，而且由于这些特征，最终导致他们覆灭。

基于这种模式建立起来的政权，一旦完成了攻取天下的任务，就会立即面临内部豪门家族之间争夺最高领导位置的问题。首先必须渡过这个危机，才能够谈论到其他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只有汉和明初期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杀掉曾经同行合作的人物事件。在刘邦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他逐渐除去了韩信、彭越、高盈等一批极具影响力的异姓王，而韩信死前还说出了那句名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朱元璋做得更加精细，有条不紊地逐个消灭那些一起参与革命的人，如李善长、刘基徐达等重臣，以及直到临终前解决掉最后一个威胁人物蓝玉。

韩信的话语显示出他对于这一切现象的心理感受，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情感或道德问题，而是关于人类行为本质的问题。一旦涉及到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利益，无论忠诚还是正义都会变得次要，因为它们无法抵挡巨大的欲望。当你面对一群拥有卓越战绩智慧多谋的人时，你真的能依靠彼此深厚的情谊安然度过吗？即使你愿意真诚相待对方，也难保不会产生什么心思；毕竟，那么庞大的力量也蕴含着巨大的压力谁都挺不过去，除非达到超凡脱俗的地步称兄道弟意味着平等，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情况。在困难的时候，它可能成为事业发展中的重要纽带，但一旦进入“共享福祉”的阶段，它就会迅速转变为对绝对控制力的巨大威胁，从而引发血腥清洗。但如果从一开始就保持主仆关系清楚如日月，那么曹操李渊赵匡胤这样的集團會比較簡單且安全一些。

帝制本质是一个家族如何支配所有家族。这对于權力的理解，不基于公众认可，而是基于血缘联系。如果流淌同一种血液，那么才能分享这份權力。所以，“异姓王”必将遭遇刘邦之手一样被毁灭，而徐达这样的人自然不能容忍于朱元璋眼中。此类解决方案仍然源于血液。一方面让别人的鲜血流尽，将可能威胁家庭統治者的杀光至无遗。一方面尽量将權力牢牢笼罩于自己家属亲戚的手中。这便是历史上的很多动荡局面的根源——因为只有通过不断地剪除旁系竞争者或者倾注更多资源用以巩固自身边防，可以确保中央集権制度稳定运作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