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初年，官场上盛行着宋代的文风，这种做法让朱元璋感到痛苦和恼火。为了整顿这种情况，他下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洪武九年的一个凌晨，明太祖在皇宫中亲自对廷臣茹太素进行杖责，因为茹太素的一篇奏折过于冗长。

朱元璋认为这种奏折不仅无用，而且是对他个人的挑战。他命令人念给他听，但读到一半时，仍然没有触及正题。最终，当奏折提到“有才能的人，这几年侥幸活下来的百无一二，现在任用的都是迂腐的儒生或庸俗的官吏”时，朱元璋终于按捺不住了，将茹太素叫来质问他的奏折中的言辞是否属实。

当晚，朱元璋再次翻阅了茹太素的奏折，并决定摘抄出可采纳的四件事情，并亲笔撰写序言发给大臣们。此举成为后来定制上书格式、限制字数的一个重要依据。从此以后，大臣们不得空谈，只能简洁地表达问题和建议。

朱元璋反对冗长的奏章，是因为他自己工作效率极高，每天起早贪黑处理大量事务。他要求所有文件必须简短而精确，以便快速处理繁重的政务。因此，对于那些过度使用辞藻、文字堆砌的大臣来说，他自然无法容忍。此次事件直接导致了《案牍减繁式》的制定，以及其他旨在提高办事效率和打击文牍主义的一系列法规。这对于深化文风整顿具有重要意义，为后世树立了一面旗帜，即要言简意赅，不宜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