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一个标志着中西方关系巨大转变的文件，它不仅开放了广州五口通商，而且允许英国在广州设立领事裁判权，还强行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并规定中国支付巨额赔款。这个事件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一件严重打击国家尊严、损害国民利益的大事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屈辱感和民族情绪的高涨引发了一系列反思和探讨。一些改革派人士开始思考如何从这种苦难中吸取教训，从而推动社会变革。而另一方面，一些保守派则认为应该坚持传统文化，不要接受外来思想和制度，以此来保护国家安全。

然而，在这段时期内，清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改变这种局面。相反，它继续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这是因为当时的一些官员仍然相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即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不接受其政治制度或价值观。这导致了一种半开半闭的态度，即部分开放经济，同时保持政治上的封闭，这种做法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只是暂时缓解了一些矛盾。

这种自我封闭的心态还表现在对外交政策上的消极态度上。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间，当世界其他国家纷纷进行殖民扩张的时候，清政府却一直试图保持独立主权，但同时又缺乏有效应对外部压力的策略，因此遭受更多侵略和压迫。在这些情况下，如果能够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手段，比如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与各国进行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或许可以减轻一些来自列强的压力。

当然，也有一些因素使得中国选择了这一道路。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一种中央集权制，其内部管理效率较低，加之腐败现象频发，使得国内治理困难；另一方面，对待洋务运动（即近代化建设）的态度也是复杂多层次的问题，那里既有求同存异的情绪，也有排斥异己的情绪共存，有迎合洋务新潮的人物也有维护传统文化的人物存在。这就造成了一种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两分三落，让决策者难以明确方向，更难以实施改革。

总之，无论是在鸦片战争后的自我封闭行为还是在随后的国际环境下无法有效应对列强侵扰，都显示出当时中国处理国际关系与自身发展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特点：缺乏适应能力和战略眼光。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且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历史节点，它直接决定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所需付出的代价，以及未来几十年乃至数百年的发展路径。此后若能正确理解这些历史经验，并将其作为指导我们当前及未来的行动的话，我们或许能够避免类似错误，再次回到正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宝贵智慧。